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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十八年，這個春天對百姓而言還算是友好，準備辛勤勞作一年的各地百姓都在等待春耕開始，至少才剛剛起程的司馬季，沒聽到什么自然災(zāi)害又出來肆虐，最多就是一郡之地的旱災(zāi)水患，不過三年來倒也不是一帆風順，天下這么大什么人都有，在他第一次回到薊城的時候，立節(jié)將軍周權(quán)詐稱接到討賊檄文，自封征東將軍，要匡扶社稷討伐燕賊，洛陽令帶兵殺死了周權(quán)，不足十日就讓燕賊的心腹大患橫尸當場。

不過其中的好笑之處在于，這個年代消息傳播的速度比較有限，有人聞聽周權(quán)起兵，覺得正是大顯身手的機會，剛剛響應(yīng)發(fā)出討伐檄文，就聽到了周權(quán)兵敗身死的消息，直接被附近的郡守滅掉，總體而言幾個不知死活的天縱奇才，沒對他們眼中的燕賊形成威脅。

三年來司馬季猶如候鳥一般，一到夏天就回到薊城，氣候轉(zhuǎn)寒就開始去洛陽。按理來說他這個時候應(yīng)該待在薊城，而不是上路去京師，不過他還是上路了。

雖說司馬穎和司馬?兩人就在薊城的燕王巢穴頤養(yǎng)天年，司馬季又時候還會入府拜訪，可他畢竟不敢真的學(xué)司馬穎，人在鄴城遙控洛陽的操作，所以每隔半年就要再呆在京師半年，回到薊城的時候就是督促水師的擴建，以及造紙的作坊擴大。

其實心里司馬季對造紙術(shù)也很有意見，畢竟這玩意污染太大，他一個環(huán)保主義者，幾乎把大晉境內(nèi)名山大川都用封山令圈了一遍的存在，看見一條河流變成臭水溝，心情要是還這么好那就有鬼了。

這么說吧，現(xiàn)在從中原到江南，叫得上名號的例如秦嶺、武夷山，大別山這種地方。都被燕王一紙封山令給圈了，當中的百姓全部被遷徙到平原，空出來的土地則送給了重新整編的大晉軍隊，這個過程當然是很不順利，中原還好一些，江南存在很多蠻夷很不好對付。所以在江南司馬季只圈了武夷山，就暫時放棄了繼續(xù)的想法。

封山令主要還是對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山脈進行的，類似腹地的山脈也沒有特別要圈禁的必要，例如洛陽南邊的秦嶺，近海的武夷山。河套的陰山等，都交給了設(shè)立的駐扎軍隊，這些山脈的一切產(chǎn)出除了交給朝廷之外，都用來給大晉軍隊發(fā)錢，其實就是生產(chǎn)建設(shè)軍團的模式。

所以在把不少山區(qū)的百姓遷出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大晉軍隊都在剿匪。畢竟封山令下達之后山脈就是軍方的了，總不能和里面的山賊分賬。燕王重新整編的晉軍還沒有墮落到這種程度，所以必然要決出一個高下，看看到底是暴力集團厲害，還是合法的暴力集團厲害。

為了防止山高皇帝遠軍方反噬，司馬季把任何一支兵馬都安插了晉衛(wèi)和武衛(wèi)，晉衛(wèi)在暗，武衛(wèi)在明，晉衛(wèi)偷偷收集消息，武衛(wèi)則拋頭露面，武衛(wèi)的成員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一點，要無限忠誠于我大晉。

在這之后，司馬季又加了東廠的存在感，把一些因為各種原因出現(xiàn)的內(nèi)宦塞了進去。我大明的東廠直接被復(fù)制成功，然后又加了我大清的密折制度，奏文寫在折疊的白紙上，外加上特制皮匣，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份交給奏折官員，兩把由司馬季保管，任何人都無法開啟。官員自派親信家人送抵京城，不可擾累驛站，直達燕王府，太守以上的官員都可以上奏密折。

為什么司馬季有兩把開同一種鎖的鑰匙，這簡單的過分，誰讓燕王府有兩座呢。燕王有時候在京師，有時候在薊城。在司馬季看來，密折制度甚至比東廠管用，因為這種辦法打在了人心的軟肋上。

清朝采用密折制度，允許和鼓勵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員，一省之內(nèi)，督撫、布政使、按察使、道臺都可以獨自上折密奏，那么誰還有膽量背著皇帝做不臣之事？密折制度使得同僚變成了自干特，誰都有打小報告的可能，自然是防不勝防，于是只好老老實實。

能上奏密折的同級官員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