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項目有些問題，是個敏感話題。”馮菲菲說。

“為什么這樣說？”梁鳳柳問。

“這個屬于ZF的事，不是NGO組織的事。我只能說到這一步。”馮菲菲說。

“你在開玩笑吧？為什么人家都能做？我們不能做嗎？如果我們不能做，那么我們能做什么？什么都不敢嘗試，就只有到郊區種菜才是出路嗎？我們是NGO，就是要做GO不能做的事，GO就是ZF，他們有時做不到，我們能做到，就需要我們出馬來做才行。”梁鳳柳說。

“我們在松村做過，效果不錯。在我們去之前，ZF在那里做過的，例如將勞動法的知識印在撲克上，給村民發放撲克，這個實際是失敗的項目，因為人們打撲克，都不會看撲克上印刷的字和圖片，只看五十四張撲克上印刷了什么符號，對法律常識不感興趣，但是，對我們提供的法律知識培訓卻很感興趣。”尹賢仁說。

“哦，這個創意不錯，不過也是在辦公室想出來的，關鍵還是面對面培訓的好。有需要的，就不會去打牌，沒需要的才會，打牌心思在打牌，在賺錢方面，就沒心思學習法律常識了。不知道ZF在想什么。你們做了些什么？”梁鳳柳說。

“我們主要做培訓，另外，還在線提供一些法律咨詢熱線，當面培訓，還在線上解答法律咨詢服務，反響真的不錯。”尹賢仁說。

“這個一般是誰在做？”

“就是季柯南，我協助。具體是我聯系一些農民工，關鍵是我的老鄉，他們分布在江城各個區，找集中的地點，例如工業區等，可以召集他們來參加會議，發放一些法律小常識，以及一些聯系方式，他們很喜歡這樣的傳單，并有一些按照傳單上的電話聯系了柯南。柯南的電話總是很多，特別是做這個項目以后，電話就更多了。”尹賢仁說。

“那么，你們配合得很好啊！團隊就需要合作，不是相互拆臺，在有限的資金支持下，去做最大的事。”梁鳳柳說。

“是的，這樣的培訓，要趁他們的時間，我們去的時候，都是在他們休息的時候，不能在他們上班的時間過去，如果他們上班，我們去了也沒人，在去之前，先和工友聯系好，到了那個點，就直接求助，然后組織他們培訓。”尹賢仁說。

“主要培訓什么內容？”梁鳳柳問。

“主要就是法律常識，例如，拖欠工資怎么辦？勞動合同和社保問題等等。”尹賢仁說。

“哦，明白了，你們做這個很有意義，還需要擴大規模，現在負責這個項目的有幾個人？”梁鳳柳問。

“就是我們倆，開始讓齊思娜參與的，齊思娜主要負責有機蔬菜項目，負責采購和銷售，她對農民工也沒什么感情，也沒什么興趣，對網購還是很感興趣的。”尹賢仁說。

“看來，第一批員工還比較誠實，有啥說啥，不隱瞞，第二批的還剩倆，第三批的是季柯南、多哥和齊思娜了吧？”梁鳳柳問。

“是的，我是第一批，季柯南是第三批，不過，我覺得后來的也不一定笨，先來也不一定聰明。”尹賢仁說。

“我要說的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第一批來的，除了那個宋三皮，基本上還有你和春燕。春燕一退休，你剩下你一個了。”梁鳳柳說。

“還有其他人，第二批第三批的不都在么？”尹賢仁說。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第一批進來，還講點項目原則，敢說真話，第二批和第三批的就要圓滑些。這只是我的感覺，不知道對不對。”梁鳳柳說。

“梁主任過獎了！春燕是退休了，可是，我還在，要說做項目，我還是希望多做兩年，現在很多項目都叫停了，沒有做的項目不代表不好，只是暫時停止，不是永遠，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需要，有需要就有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