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雨不慌不忙地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都是自私的，同時也是逐利的。如果再約定給予豐厚的利息，讓他們有利可圖，是不是就容易多了？還可以加一條，只要重建水師后，以官府名義在城內立碑刻名，同時發布告示，表彰作出貢獻的借款人，名利雙收，還擔心沒人動心嗎？”

這個辦法在古代不多見，可是在陳雨的那個時代司空見慣。擴建學校找校友捐款，修路建橋找村民捐款，然后立碑表彰，被索捐的對象礙于情面，大部分都會慷慨解囊，這都是套路，屢試不爽。現在把捐款改為有償借款，自然更能打動人心。

陳應元遲疑了，以利息誘惑，加上官府的表彰，雙管齊下，似乎是行之有效的辦法，雖然沒有先例，但是仔細考慮，未嘗不可以一試。

他沉吟道“假設你說的這法子可行，但是一年期滿后，需要償還的本息從何而來？巡撫衙門依然拿不出銀子，還不是一句空話。”

終于繞到關鍵問題上來了，陳雨打起精神，反問道“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下官斗膽先問軍門一個問題本朝是否準許出海經商？”

陳應元疑惑地回答“本朝禁海，難道你不知道，還需要問本撫？既然禁止出海，那么經商自然也在禁止之列。雖然隆慶年間開放了福建月港，但范圍畢竟有限，至少在山東和北直隸，出海經商是要禁止的。”

明朝從朱元璋起就禁海，永樂年間略有松弛，但到了嘉靖年間因為倭寇的問題更加嚴厲，封鎖了沿海各港口，銷毀出海船只，斷絕了海上交通。在嚴厲海禁的政策下，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被視為非法行經，被迫走上畸形發展的道路，即被迫轉入走私和武裝走私，并出現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裝走私集團。嘉靖年間，最大的武裝走私集團頭目王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直到了隆慶年間，明穆宗認識到“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才在大臣的建議下開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為治所設立海澄縣，設立督餉館，負責管理私人海外貿易并征稅，在局部范圍認可了私人海貿的合法性。但是這種調整仍然是有限的，船主要向督餉館領取船引并交納引稅。此外，對日本的貿易仍在禁止之內，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

總體來說，終明一朝，海禁政策經歷了從嚴厲到相對寬松，再到高度強化，然后經過調整逐漸廢弛，到了崇禎年間名存實亡這樣一個過程，但從名義上來說，除了福建月港一帶擁有官府頒發船引的商船，民間私人海貿依然是非法的。

這些背景陳雨自然知道，他所要利用的，就是這個名存實亡的海禁政策。

“軍門明見既然出海經商是朝廷明令禁止的，那么打擊這些私自出海的海商就是名正言順的事情——以前官府沒有對這些人動手，并不代表他們就是合法的。水師建立后，只要從這些海商身上下功夫，不僅可以償還民間的借款，保證軍隊的糧餉開支，甚至能夠反哺藩庫，給軍門創造可觀的收入。這樣一來，不僅得到了重建水師的功勞，還有穩定的進賬，簡直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陳應元被陳雨描述的前景吸引住了，思路更是被打開了一扇大門原來還有這樣的操作，平時只能耗費錢糧的軍隊居然可以成為吸金利器！

他興奮地站了起來，來回踱步，權衡著這個計劃的可行性和利弊。思來想去，他發現計劃完可行。

既然禁海仍然是大明的國策，那么打擊私自出海的海商，就是合乎朝廷法度的，這些海商吃了虧也沒處說理去。聽說海商個個家財萬貫，從這些人身上薅羊毛，來錢不要太快。這些錢財，既能填補官庫的窟窿，自己也能從中得到足夠的好處，于公于私都是有利可圖。

陳應元打定主意，對陳雨說“登州被叛軍破壞的千瘡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