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劉曉偉驚訝地抬起頭，望向劉莊生。

老人沒有立即回答劉曉偉的問題，嘴角升起一絲欣慰的笑容，似乎劉曉偉的出現幫助他完成了這輩子最重要的心愿，現在即便讓他去死，他都能夠了無遺憾。

“這件事還要說回到探險隊上頭去。”劉莊生享受了片刻的心滿意足后，又饒有興致地向劉曉偉述說起來，“你聽過德國的’生命之源’計劃嗎？”

劉曉偉點點頭，隨后又搖搖頭。他在一些講述歷史的書里讀到過“生命之源”這個名字，知道這個秘密計劃是在黨衛軍頭目希姆萊的倡議下而設立的。書里面記載，當時黨衛軍在希姆萊的要求下在所控制的歐洲各個地方建立特殊產房，符合種族標準的女性可以在此生產金發碧眼的未來精英，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產婦為未婚婦女。而黨衛軍利用了當時社會不接受未婚先孕的倫理現實，將這些新生兒從單身母親手中奪走，送到黨徒家中撫養。這批孩子有一個統一的稱號“希特勒嬰兒”。這么做的目的，就是通過實踐人種學上的“優生”理論，來制造出大量血統純正的“雅利安人”，為德國的偉大事業源源不斷的人才。

但是，劉曉偉不知道這個跟殘殺猶太人齊名的、同樣臭名昭著的計劃，跟眼下他們所說的事情有什么關聯。

“不同人種具有不同的遺傳基因，因此有先天差異，這在科學上并不是沒有根據的。”劉莊生以這樣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論斷開啟了他的解釋。

這樣的話，劉曉偉早已不是第一次聽到了。事實上，他有一位從事生物學領域研究的博士朋友對這一理論非常贊同——當然，他從沒有在公共場合將自己的這一看法宣之于眾，只是在私下討論時表達過自己對于這一“種族歧視”觀點的認同。他告訴劉曉偉，科學界的不少領袖人物在這件事上的看法實際都跟他一樣，只是畏于輿論環境，不敢公開發表出來而已。唯一的例外就是“dna之父”詹姆斯·杜威·沃森。

這位老資格的美國分子生物學家是科學界的風云人物。早在1953年，年僅25歲的他就和同事一起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并因此于1962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被譽為“dna之父”。他多次表達過不同人種之間的遺傳基因存在著實質差異的論調。例如，他曾在一次采訪時態度鮮明地表示，他“對非洲的前途天生悲觀”，因為“我們所有的社會政策都基于這樣一個設想非洲人的智力與我們相同，但所有試驗都表明并非如此”。他的言論在球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并遭致了眾多的批判。但他卻并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最終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2019年，由于不堪忍受沃森“種族歧視”言論所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他所在的美國冷泉港實驗室解除了沃森在實驗室中的所有行政職位，并撤銷了他名譽理事的頭銜，同時還發表聲明對他表示譴責。

“不錯，沃森是個敢說實話的人。”在劉曉偉試探性地拋出“沃森”這個人命后，劉莊生頗為嚴肅地點了點頭，“他是真正的科學家，他更堅持科學實驗得出的結論，而不是去追求什么‘政治正確’。”

難道不同人種的基因之間真有那么大的差異嗎？對于他那位博士朋友提出的觀點，劉曉偉從來沒有在內心中認同過。在他看來，后天的努力遠比先天的基因差異重要得多。在這件事上，他自己就是一個好例子。他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人，祖上也從來沒有出現過了不起的人物，與其他那些出身優越的同學、朋友、對手相比，他的基因里不太可能為他什么“優勢”，甚至，從基因層面上講，他更有可能是“落后者”。但是，就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他卻遠遠要超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與人之間的“基因差異”，即便真的存在，也完可以被后世的個人努力所彌合。同樣，他這十幾年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見到的優秀的人之中，各色人種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