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是謀害親夫，只是簡單的毆傷，不是死罪，而是流放。于是將阿云流放，恰好又遇到大赦，阿云就無罪釋放了。

案子逐級上報，到了審刑院和大理寺，一致批駁許遵，認為阿云“違律為婚，謀殺親夫”，阿云不但違反禮法，守喪期間嫁人，而且謀害親夫，罪加一等。

許遵不服，再次上奏，引用當時的皇帝宋神宗曾經下過的一道詔書，詔書規定，案犯在被捕后官吏問訊時，如果能主動供認犯罪事實，應該按自首論處，減二等處罰。許遵認為阿云提審的時候主動供認犯罪事實，沒有任何隱瞞，所以應該減罪。

不管許遵是為了自己的前途，死爭這個案件的判決結果，還是真的一心為公，這件案子都已經捅到了最高層，引起了高層的爭論。

許遵不服，審刑院和大理寺將案子移交刑部，刑部判決結果跟審刑院和大理寺相同。而這時候，許遵歷練結束，回到大理寺當了大理寺卿，繼續揪著這個案子。認為刑部判決不公，說這件案件里，很多事實難以認定，應該“罪疑惟輕”，這是儒家思想的“仁”指導下的法律原則。

御史臺此時也介入了，認為許遵執著于這件案子，是為了自己的政績，有妄法嫌疑，彈劾許遵。此時還是王安石變法初期，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比較正直的官員，都很守道理，因此皇權、臺諫和官僚三大權力平衡的很好。

臺諫介入后，許遵不服，繼續上報，請求按照最高級別的刑審原則，提交翰林院，讓大學士進行辯法。宋神宗此時急著要變法，根本不想在這種小事情上浪費時間，但祖制還未破壞，他只能讓翰林學士司馬光和王安石同議。

至此，案件到了變法派和守舊派頭領面前，從一件小小的民間司法案件，跟變法的政治大勢扯到了一起。

雙方開始以法律條文為基礎，用自己的理解為武器，相互激辯。王安石支持許遵，因為許遵引用了宋神宗的詔書，為阿云減罪二等。司馬光支持刑部，認為《宋刑統》規定，殺人時“於人有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阿云雖然有自首情節，但有殺人的行為，因此自首無效。

最后爭論就上升到了詔書還是刑法哪一個的法律性更優先的問題上。

王安石肯定是要支持詔書的，因為他變法的最大依據，就是皇帝的支持，而皇帝的支持，最后只能落實在詔書上；司馬光卻一定要維護宋刑統的權威，其實就是在用祖宗制度來約束急于變法的皇帝。

這場大辯論引發了整個朝廷的大分裂，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等人支持王安石的意見，御史臺，刑部支持司馬光。雙方都有無窮的火力，都能引經據典，辯論竟然拖了一年。

急于變法的宋神宗，為了終止爭論，特意下敕令，規定以后類似案子，都由皇帝裁斷。先是負責草詔的知制誥認為這道敕令不合法，拒絕擬詔書，把事情推給宰相。王安石也認為按照法律就可以定案，用不著皇帝特地下敕令。宋神宗又只好收回那道敕令，重新下了一道新敕令，完全贊同了王安石的意見。

最后由于皇帝的強力支持，經過幾個宰相一年多的討論后，才終于定案。阿云從絞刑改判管編，流放時遭到大赦，很快就又嫁人了。

可這個事件并沒有因此而結束。十幾年后，宋神宗一死，司馬光再次當政。竟然再次重提此案，而且為了避免爭論，司馬光還廢了宋神宗曾經下達的，關于自首減罪的詔書。阿云就又有罪了。

如今的世道，是司馬光派系掌握話語權，因此阿云案就是鐵案。雖然山東是藩鎮，但話語權還是司馬光那樣的守舊派觀念。

可是綦憲后來升為東藩府憲司后，卻將這個案件再次提出來，認為阿云是無罪的。理由是阿云案當時，宋神宗的詔書尚未廢除，就是有效的，阿云就不當死。同時他也認定，司馬光廢除宋神宗詔書是合理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