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招。

東流不返的渭水之畔，昭人雄壯的軍陣在北風之中屹立如群山。

拜將臺上，此時的一連串禮儀已經進行到了中場。

寬袍大袖的方士們代替了原本巫祝們的位置，以三牲過天地祖宗之后，又開始進行為出征而準備的占卜。

巫蠱案之后，大量巫祝被驅離，因而留下的祭祀、占卜等領域的孔雀，迅速被早已虎視眈眈的方士們所占據。

對此反應慢了半拍的儒家，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同樣惦記了很久的祭祀領域被人先登。

與扶蘇前世的印象不同，方士的大量入昭，并非始于始皇統一之后。

實際上，在先王之時，就早已有齊國方士入昭尋找財運。不過，方士在昭國的數量爆發性增長，還是要集中在始皇親政這十幾年里。

昭國立國五百余年，以長生為廣告詞的方士們從未能在此地扎根，除了因為昭國一直地處偏僻，不以富饒聞名以外，還與昭人對死亡的態度有很大關系。

對于死亡的態度，昭人一直以來都是非常豁達的。

自古以來，昭人就以戰死為榮，認為如果能夠在獲得足夠的榮譽后死亡，是值得高興的。無論是國主還是普通士兵，都以老死床榻為恥辱。

如果家中有人死于戰場，親人們為其送葬之時，都是要唱歌跳舞的。

鳴條之戰時，列陣在商湯身前，邊跳舞邊與敵作戰的，就有昭人。

在昭人最初在昭地扎根之時，接連三位君主都死在沙場，就是這樣觀念深入人心的明證，而這也是輕兵只在昭國興起的原由之一。

淳樸的昭人雖然并沒有過瓦爾哈拉這樣具體的概念，但是戰死的榮譽在他們看來依然是無比崇高的。

然而或許是受了亞父呂不韋的影響過深，始皇自親政以來就在積極尋求長生。

陪伴始皇帝這五年來，扶蘇越發能清晰感受到始皇并不甘于只是做一個凡世的帝王，甚至就連三皇五帝那樣的上古圣王，也不足以被他當作效法的對象。

同時，齊王建年幼而對長生興致缺缺，因此得不到自家國內君主恩賞的方士們，自然將眼光投向了數千里之外，更為富庶強盛的國家。

雖然扶蘇對于這些招搖撞騙的方士并無好感，但也不得不承認，就舉辦祭祀和占卜方面，方士們的確辦得很漂亮。

與到處透漏著野性的巫祝們不同，仙風道骨的方士們并不會把祭祀場景搞得血刺呼啦的，反而總是透著那么一股清高寫意。

至于隨后作秀的占卜，結果自然是毫無新意的上上大吉。

扶蘇對這些方士們費盡心機所搞的花頭毫無興致，只是站在高臺上盯著時卷時舒的旗幟，等待接下來最重要的兩位人物入場。

隨著兵士們為大吉的結果歡呼之后，始皇帝與上將軍王翦的身影終于從高臺兩邊分別出現。

與所有人一樣，扶蘇的視線一眨不眨，緊緊盯著兩位于高臺中央站定，互相躬身行禮。

古時拜將，可不是后世那樣，皇帝隨意派一個將領，施舍似的扔給他虎符，把將社稷存亡肩負在身的大將當作家奴一般使喚。

《六韜》有言，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

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愿將軍帥師應之。’”

這是在說，拜將，需要國主視大將為解社稷危難的國士，而不是奴仆。

故而授將之時，大王需要向上將下拜，因此才有“拜”將之說。

直起身后，始皇帝從身邊侍從所捧的托盤之中取下代表著上將軍權威的大印，鄭重放在了仍然躬著身，將雙手高舉過頭頂的王翦手上。

“大昭社稷榮辱、五十萬大昭兒郎的性命、孤己身的安危，都托付給上將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