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看完之后，便當即吩咐身邊輪值太監(jiān)方正化道：“傳太子過來！”

凡遇到重要事情，他都是會叫太子朱慈烺旁聽，甚至有的時候，還會問問太子的意見。

看到方正化奉旨離開，崇禎皇帝便又看向張明偉，點頭說道：“先生言之有理，配合接下來的國策，這市舶司確實是要改改了！”

從宋開始，就有管理海上對外貿(mào)易的衙門，就是市舶司。

明朝時候的市舶司，也是沿用宋時候傳下來的一套。不過隨著明朝國策的變遷，也就是海禁與否，市舶司經(jīng)常有變化。

一直到萬歷中期時，大明一共設(shè)立浙江、福建和廣東三個市舶司，然后基本上就沒有變化過了。

從大明一開始，這個市舶司其實主要是管理藩國朝貢用的。具體職責主要是驗明藩國使者的身份，然后查收貢品，征收商品稅收。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藩國朝貢的時候，發(fā)現(xiàn)有利可圖。

這個有利可圖并不是說那種給大明隨便一點東西，然后大明皇帝就賞賜好多倍貴重的東西回去。而是藩國進貢的時候，往往會在大明購買貨物回去，一趟就能賺很多錢。

因此，藩國人都不傻，知道了這點之后便紛紛假冒藩國使者前來大明進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購買大明商品回去。要不然，是沒法來大明做買賣的。

后來明太祖發(fā)現(xiàn)了這點，才有了要查驗藩國使者身份的要求。就是給出憑證，發(fā)給藩國，使者要來大明朝貢，就必須要有這個憑證，能和禮部這邊對得上，才是藩國使者，才有到大明的資格。

當然了，藩國使者來的時候，最主要的目的其實還是不變的，就是來大明做買賣的。隨船運來貨物，再采購商品回去，以謀取暴利。

為此，大明曾經(jīng)做出過規(guī)定，對那些非進貢的物資有兩種待遇：屬于國王、王妃、陪臣附至的貨物，要按50的稅率征稅；而商人帶來的貨物，則按20的稅率抽稅。

但是，明太祖雖然做出了這個規(guī)定，結(jié)果隨后又是一道圣旨：“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這也就是說，先定下一個規(guī)定，隨后自己又不執(zhí)行，意思是看看，我明太祖對你們好吧！

于是，明朝中前期都是不收稅的。市舶司的存在，實際上是明朝閉關(guān)鎖國海禁政策的工具，它的作用是政治大于經(jīng)濟，它的主要任務就是掌管朝貢事務。

一直到了正德九年，右布政使吳廷舉上奏，因為地方常年用兵，沒錢了才開始征稅，是百分之二十的稅率。但是，這個稅只歸于地方上，和朝廷無關(guān)，一毛錢都沒有。

這個事情，一直到了萬歷皇帝時期，他四處派出稅使，就盯上了市舶司的稅收。萬歷二十六年，市舶司的稅收才終于從地方上移交到了朝廷。

如果一直是這樣，那大明海貿(mào)的發(fā)達，肯定是筆不小的國庫入賬。但是，歷史往往就會開玩笑。

由太監(jiān)收稅之后，就把這個收稅的事情轉(zhuǎn)給了牙行代理。

原因是明朝大部分時期都實行閉關(guān)鎖國的政策，外商來華貿(mào)易，要通過牙行的代理，牙行掌握了外貿(mào)的經(jīng)營權(quán)。他們來代理收稅，好像是方便不少。

可關(guān)鍵的問題是，牙行以舶商代表的身份，巧取豪奪，上下舞弊，貨物“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

光是廣州市舶司，就有三十六行的牙行組織，代客辦理一切手續(xù)，包括代辦關(guān)稅。因此，“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

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來，牙行賺大錢，管稅的太監(jiān)賺大錢，至于上繳國庫的，自然就少得可憐了。

也因此，就整個大明朝來說，海貿(mào)稅收的錢，從來就不是大頭，而是少得可憐。甚至不客氣地說，市舶司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