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緯道：“你阿父原本就是官衙的書吏，你家不營田事，難怪你不曉得。自耕農人，聽起來只交稅、不交佃租，但那兩稅，數目哪里就交得少了？秋稅交糧，夏稅交錢，或者折抵絹帛納之，數目都大得嚇人，父親說過，他外放州府為官時，便是豐年，自耕而食的農人，交完兩稅，所剩之物，亦未必能活一家數口。若碰上災年，便是餓殍遍野。”

“不能減稅嗎？”

“減稅？這許多禁軍，要吃要喝，誰出錢？”

“唔，”姚歡喃喃，“畢竟天子腳下，開封府難道不能將這些田地再開墾、經營起來？”

曾緯道：“我的好娘子，你這點生意經，朝廷會想不到？這些逃田，確有大半，已被開封府下各縣納作系官田產。但公家招了佃戶，佃租更高，朝廷又明令鄉間不可強佃，故而亦鮮有農人來佃。”

姚歡明白了。

這就是后世所說的北宋經濟死循環的表現之一。

北宋富嗎？

很富。

開封、成都、蘇杭，皆是華美阜盛之城。一個端明殿學士，每個月有工資五十貫，米麥二十石，茶、面、綾羅絹帛若干。而曾布這樣宰相級別的都知樞密院使，月俸能達三百貫。

北宋窮嗎？

很窮。

冗官，冗兵，冗費，所有的財政收入，哪兒來？自然都要從老百姓身上來，狠狠刮也刮不夠KPI的時候，財政可不就是赤字得厲害了。

越不夠越刮，越刮越不夠。

惡性循環。

所以，從一個后世人的角度，姚歡覺得，判斷窮和富，褒貶盛世與荒年，贊美千里江山如畫，還是悲憫千里流民如蟻，吹還是黑，要看代入何種立場、以及眼光落在何處。

文臣的盛世，權貴的盛世，朕與眾卿家共治天下的盛世，屁股換一換，目光落到一線城市之外，這依然是一個百姓被魚肉與剝削的沉疴處處的時代。

太祖皇帝就定下“養兵”之策，后世的繼位者們不顧員額上限一味征召，若遇荒年，甚至將流民中最不老實、容易民變的一批不由分說地招安為禁軍和廂軍，看起來是仁政，其實更令軍費問題雪上加霜。

官富而民窮，城富而村窮，北宋的所謂富庶，不過是官府、士大夫和大城市主戶的富有罷了。

難怪這個朝代的民變頻率，如此之高。

王安石曾經想通過變法解決這個問題，可惜舊病未除，倒給積重難返的帝國帶來了險惡的新疾——黨爭。

曾緯見姚歡面上的神色變得若有所思，正納悶二人濃情蜜意地悠游天地間時，怎地討論起田地拋荒之事來，姚歡卻拉著他翻到土坡的另一側。

換了個方向，果然看得更分明些。

白雪將土地蓋得七七八八，但蓋不住水洼。

這個時代的開封城外亦是水網發達，數條河流經過，星羅棋布的河塘宛然在目，就像一個微縮版的長三角或珠三角地區魚米水田模式。

“桑基魚塘，蝦稻套養。”姚歡心中自語。

既然后世的蘇杭一帶，小龍蝦可以和水稻套養，順德一帶，桑樹可以和魚塘并開，那么為什么不能試一下排列組合，改成桑樹和小龍蝦套養？

在開封城外這片土地上，就算江淮和兩浙的占城稻長不好，桑樹總不難種活吧。

姚歡分明記得，王安石變法中，就有一條勸課載桑法。

后人多研究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較少了解“勸課載桑法”。

神宗年間，河北的一些地方官員最早提出多種柳榆桑棗，乃是為了防止河流封凍時，遼人涉河南下，攻擊大宋邊境。若種滿了數目，遼軍的騎兵勢必受阻。

其后，王安石將勸民種桑養蠶，放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