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當即便跪下道，

“君命崇嚴，皇上所賜之左柱國及誥命，臣不敢瀆辭，至于三俸兼支、部宴再賜，則臣愚犬馬心有萬不能安也，國家設官分職，皆有常祿，或因事酬勞，則有加俸，然未有兼支矣。”

“而臣先以三年考滿，奉旨加支正一品俸，續(xù)以《會典》書成，奉旨兼支大學士俸，本朝故事，閣臣惟九年考滿，乃得賜宴禮部，而臣當初考，即奉特恩，不啻優(yōu)禮過甚矣。”

“今災傷迭見，饑饉日臻，太倉之積貯日虧，光祿之供應大窘，似此冗食冗費，宜首加裁節(jié)，為天下先，且民方啼饑，而臣益祿，民方哀鳴嗷嗷，而臣飲食衎衎，下之不能佐百姓之急，上之不能分圣主之憂，則何以稱弼臣、居表率乎？”

“況勛誥祿蔭，臣之所受者多，俸宴二端，臣之所辭者寡，望皇上俯垂鑒察，將兼俸、部宴允臣所辭，則皇上信臣之深，榮于三錫，待臣之厚，重于九遷矣。”

申時行這么一跪下來，朱翊鈞心里就跟著那么一突，他實在是個太重視自尊與人格的好人，任何一點超乎平等的厚待禮節(jié)都只會讓他感到在受洋罪。

朱翊鈞在受了近一年洋罪之后，終于發(fā)現封建社會的人民本質上都是蔑視自尊的，只要他們的自尊替他們受了罪，那其他的罪就可以免受了。

因此在這一點上，朱翊鈞雖然貴為天子，但始終處于人民的下風，畢竟一旦人可以蔑視自尊，隨那被蔑視的自尊去受罪了，此人便已是戰(zhàn)無不勝，永久地立于不敗之地了。

現在申時行就用這種輕蔑自己的方法站到了朱翊鈞的上風，于是朱翊鈞只得道，

“先生何妨？船政積弊甚多，理應著實整頓，若是再因循違誤，卻不知責歸何處？”

朱翊鈞說到“著實整頓”這四個字時，未免申時行跪伏在地看不見自己認真的神色，還格外用力地加重了咬字音節(jié)。

申時行回道，

“船政河漕，為國家命脈所關，每歲漕糧，以兩運京倉，一運通倉，京倉收十之四，通州十

之六，是故京倉為天子之內倉，通倉為天子之外倉。”

“近年以來，宗支益盛，官爵益多，災傷益重，一應供奉上用、京軍布花、外夷賞賜、京官俸祿、京民賑濟、食糧邊方，此等急務皆取辦于京倉。”

“然漕之法，水運則有江河風濤之險，陸運則有飛挽負馱之勞，其動眾不盈萬不足以致利，臣以為，京倉系軍國之急需，萬姓之命脈，若要整頓船政海漕，則必先著實京通二倉之國用漕儲。”

朱翊鈞想了一想，覺得申時行的提議也沒甚么毛病，自己堅持把漕運改成海運的目的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和發(fā)展海貿，內閣卻還是要維持漕儲穩(wěn)定的，

“先生所言甚是，朕聞民間有論漕糧言，三月不至則君相憂，六月不至則都人啼，一歲不至則國有不可言者，興船政而察漕糧，乃理所應當之事。”

朱翊鈞覺得自己已然將話說得如此明白，足以打消申時行所有的不安之念了，畢竟萬歷朝上一個能“兼支尚書俸”的總裁輔臣是張居正。

不料申時行卻繼續(xù)道，

“京通倉廠乃錢谷之要也，實皆戶部職掌，頃者添用內臣，至今皆內官主之，實于國計無裨。”

“祖宗朝設尚書、侍郎總領天下財賦，督察委之，臺官放收屬之郎署，當時不聞內官與事，法至善也。”

“宣德間京通二倉暫設總督、監(jiān)督二員，其后復增至二三十員，創(chuàng)設中瑞館處之，冗濫積弊，實為國家大蠡。”

“至皇祖世宗詔書裁革二倉內使至二十七員，又罷中瑞館，盡取其余人代還內府供役，及臨清、徐、淮監(jiān)督之使，一切罷用不遺。”

“臣等惟人君法令，所以行諸天下而人莫敢不遵者，皇上登極之初，裁革各倉監(jiān)收內官，后雖稍增于前，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