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其實并不是一個高尚的人，比起土生土長的萬歷皇帝，他實際上更能站在下位者的角度去理解作為弱勢方的私心。

倘或用現代人的話語去闡述，“弱者的私心”更具體得來說，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即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采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任何經濟活動中，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

朱翊鈞是崇尚平等的，他一直把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都看作是與自己平等的個體，因此他心態平和，將身邊每一個人千方百計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視為理所當然，發現任何一點兒“利君不利己”的犧牲奉獻行為都無比珍惜。

即使鄭貴妃因此認為他壓根不像個皇帝，朱翊鈞在這一點上也絕不雙標，他在現代作為普通人時就反對“君為臣綱”，現下真正地成為了皇帝，他還是反對“君為臣綱”。

朱翊鈞比較贊賞的是一種各人理性自利后自然產生的利益制衡體制，畢竟現實主義培養溫情，理想主義助長仇恨，崇禎皇帝就是太相信儒家法則當真能束縛人性中的自私與自利，于是一旦有所失望，就會本能地對臣下滋生出一種怨毒的恨意，最終造成眾叛親離、反噬自身。

而朱翊鈞對人性中迎難而上的期望值就沒有像真正的古代帝王這么高，非要讓他“君王死社稷”呢，朱翊鈞肯定不會死得那么干脆。

但倘或是朱翊鈞穿越遇到了以身殉主的王承恩呢，他肯定會反過來勸王承恩再考慮考慮，人人生而平等，一個人沒必要因為一時當了奴才就非要遵循某種教條去為另一個人尋死。

所以現在的朱翊鈞陡然看見一面求饒一面試圖撂挑子的鄭國泰，內心也并不覺得遭到了背叛，他自己在現代當研究生的時候還有不想給導師干活的念頭呢，何況眼下他作為皇帝，對鄭國泰為所欲為的權力，比二零二零年的導師對研究生要大得多了。

不過朱翊鈞面上還是努力維持一派漠然神色，他低頭看著鄭國泰微微起伏的背脊，只是再次揮手讓翊坤宮的宮人退下，并沒有讓鄭國泰起身，因為他想弄清楚，這其中究竟突然出現了甚么樣的利害關系，能讓鄭國泰轉瞬間態度大變。

鄭貴妃似乎看出朱翊鈞的打算，首先開口打圓場道，

“快起來，快起來，有甚么事就好好說嘛，你這又哭又鬧的，給宮人看了笑話倒無所謂，弄得好像皇上在刻意刁難我們鄭家一樣，像甚么話嘛！”

鄭貴妃兩句話不到，便話鋒一轉，篤篤定定地勾出她先前就埋伏好的考量，

“這漕運改海運的差事，又不是獨你一人擔著，有甚么了不得的大事，先同永年伯和武清侯商量了再來叨擾皇上也不遲，總是這么忙亂亂得一驚一乍，倘或真傳揚出去，明兒科道官肯定又要上奏疏了，你無官無銜的能不當回事兒，把三哥兒和皇上的面子往哪兒擱？”

朱翊鈞在旁邊聽著鄭貴妃一套又一套地為鄭國泰開脫，不禁心想，這女人一生了兒子可真了不得，原本是男女平等的境況，偏她們一生了兒子就恰似成了所有男性的“生物母親”，一開口就自帶蜂后氣場，國家大事三言兩語地就能被她們說成一家之事。

再英勇的雄蜂在她們眼里也不過只剩“伴侶”和“孩子”這兩個身份，男人在她們那里再計較一個社會身份就是在欺負她們，鄭貴妃的話里大體就是這個意思，反正一筆寫不出兩個“朱”字，左右倒右手地繞來繞去掙那么一點錢，最后不管是花錢的還是丟面兒的都是自己家里人，何必鬧得如此大動干戈？

被鄭貴妃那么似罵實諷地一寬慰，鄭國泰也漸漸平靜下來了，他頭還是不敢抬，聲音卻比方才風風火火地進殿一跪時鎮靜了一些，

“此事事關今明兩歲京師白糧供給，臣唯恐上下推脫，貽誤要事，故而未得與永年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