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發展的時候，巴統沒有意識到華夏國的潛力如此之大，對華夏國的限制和管控，主要是放在工業母機和軍工方面。

而我們國內的很多人（包括一些身處高位的領導人），也都主張盡量少在這方面投入資金和人力，稱要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所謂好鋼要用到刀刃上。

而如果換一個角度考慮，要是在前十年，國內有人關切這個項目時。

不管是某些目光短淺的人要政府部門收回支持，還是國企收回支持，也不過是占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和話語權。

到時候那志明或是出點錢承租土地，或是出高工資引進晶體管廠的技術人員，很容易解決。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左右，國內決策層的普遍認知就會轉變，到時候的壓力和阻力反而有可能是來自外部。

那么到時候，那志明手握國內的百分之三十五，加上四海譽合的一半，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再加上同盛金的一半，也就是百分之八左右，合計超過百分之五十，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這個很有必要，十五年以后的華夏電子技術有限公司最少也是一個巨型公司，不是隨便靠忽悠就能帶動企業管理的。

那個時候有了話語權和控制權，才能帶領這個公司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下去。

到那時，不管是投資的風口還是國家級資金的支持，都將是這個企業持續發展的基礎，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帶領，這個項目就一定會跑偏。

而強有力的領導人，一定要是這個企業的擁有者，也就是要像后世的任知非對于華為，馬云對于阿里一樣，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至于到最后，這樣一個對于國家利益如此重要的公司，國家會如何掌握，那志明就根本沒有去考慮。

因為，他在這件事情上，骨子里要做的事情，本就是想要在這個階段幫著華夏國，在這個技術方面別落后的太遠，甚至是如果有可能的話，趕上超過。

哪怕，最后這個企業需要他全部都交給國家，也在所不惜。

這就是大丈夫有所為，也有所不為。

更是他最欣賞的，，這句話的另一種詮釋。

眾人對于這個合作的安排，當然沒有異議，因為在現今這個時期，一個企業里的很多事物，都是需要交給上級領導來決斷。

雖然在去年十月份左右，國務院下發了，企業的事情就由企業自己做主，把權力還給企業自身的指導意見。

遼省也幾乎于同期傳達了，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附議，對各地市都進行了調整和約束。

但是，這個時期的好多企業領導都是傳聲筒的角色，你讓他把上級意見傳達下去，他都有困難，更何況去獨立對企業發展做出正確判斷，還要制定計劃和努力踐行。

牛濤讓人整理出合資的框架性協議，那志明和肖貴慶代表各自公司簽字以后，這個合作就基本達成了。

后續還要開幾次關于合作細節的會議，但那已經不需要那志明操心。

在當初那次與牛濤初步溝通之后，他就已經開始讓海奧普優公司的人力部分，在全球范圍內挖掘人才。

到目前為止，他已經組建了一個有十五個人組成的團隊，在香江待命。

這些人才幾乎囊括了，一個半導體企業的全部重要崗位，將來再加上后續跟各大科研院校合作研究，即便是不見得能追上國外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也不會被甩開太多。

那志明覺得只要這樣，在這個領域深耕下去，等到國內的有識之士重視了，最主要的是得到主管領導重視，那么，有這個基礎在這里，怎么也不會被人掐脖子。

四月二十三日，那志明跟著剛開車送弗雷德到燕京機場，又返回到福星市的李德宏，來到朝陽市。

看到小胖子章耀東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