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眾人的反應，剛才的說辭竟然沒有獲得他們的認同，這就有點尷尬了，雖然他描繪的前景無比誘人，但是則是建立在擁有絕對的醫療領域的研發實力上面。

而恰恰他在醫療行業的研發實力沒有被證明過，所以他們持懷疑態度也就正常了，只是趙一現在也空口無憑，拿不出什么東西證明。

所以這種尷尬也就沒法化解了，只能留待以后來證明，不過即使不說前景，只是單純的計算醫療成本，15的比例就能夠實現全民醫療也是一件很劃算的事情。

但是正如趙一剛才說的，免費醫療和免費醫療之間還是擁有巨大的差距，所以必須要建立相應的制度，來保證所的免費醫療服務具有一定的質量，而不是名義上的免費醫療。

“我知道在座的對于醫療行業的未來前景保持謹慎，我也能夠理解，畢竟我現在還沒有拿出該有的實力來證明這些目標是否能達成。

但是我對于這方面的前景是實實在在的看好，同時對于我在這個行業的研發能力也是有信心的。

這個就不繼續討論了，只能夠留待以后來證明。

剛才說了，既然要進行免費醫療制度改革，而且還是將其承包給我，對于醫療服務的質量肯定心存疑慮，這就需要我們共同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夠符合實際的具體細則規范了。

這不僅能夠保證在當前經濟醫療條件下合適的醫療服務，還能夠為承包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很明顯的例子，如果醫療救治失敗，那么失敗的原因就需要界定，或者需要一套界定程序，不然家屬來鬧，就解釋不清了。

這既是給家屬一個公平的解釋，也是給承包商一個公平的營業環境，不然在醫療中產生的矛盾將會非常突出，也不利于國家形象的建設。”趙一說道。

這也是政府對于醫療福利進行承包的一個疑慮，既然趙一提出了這個問題，那么說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具有統一的認識。

后面就是需要商談具體的細則定制，涉及的醫療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需要專業的團隊來進行探討，不是這里能夠講明白的。

高管說道：“這也是我們對于醫療承包的疑慮之一，畢竟醫療關乎的是人命，這方面再謹慎都不為過，這既是保護患者的權益，也是保護承包商的利益。

既然趙總也提到了這個問題，那么后面我們就各自組建專業團隊來進行協商談判，爭取拿出來一個科學合理，可執行的一條規章制度出來。”

雙方在這個方面達成了共識，也就沒有必要在進行這方面的話題了，畢竟該說的也說了，具體的問題還是需要后續的會談來解決。

“下面就是養老制度的問題了，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什么年齡階段才是老年人，只有明確了這個問題，才能對接下來的問題進行探討。

在我看來，老年人的界定應該是在人生最后20的時間段內，也就是說，社會平均年齡為74歲，那么被定義為老年人的最低年齡應該是60歲左右。

按照我們現在的社會平均年齡是68歲計算，被定義為老年人的最低年齡就是55歲左右。

所以老年人的年齡定義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社會平均年齡來浮動計算的，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和醫療技術水平的提高，人均壽命是越來越高的。

那么以后平均年齡達到80歲或者100歲，將越來越成為可能，如果是一個固定的養老年齡值，對于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

同時對于養老的壓力也是巨大的，最終很可能會難以為繼。

假如平均年齡達到了100歲，還是按照60歲的年齡退休，那么人的一生將有40年的時間無法為社會創造明顯的財富。

反而需要社會供養，這對國家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負擔。

由于退休時間段的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