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稅賦是一個黑洞。

是任何一個朝臣，或者皇帝都無法觸及的領域，即便是皇命，在執行的時候，也會被打折扣。

明末稅賦自萬歷年間，加派征遼餉，再到崇禎年間，增加剿餉和練餉，在崇禎九年起，一年高達兩千一百萬兩白銀，而征三餉，是導致百姓揭竿而起，各地起義不斷的主要誘因。

順治元年七月，攝政王多爾袞曾經下詔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后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骨刮髓。

自順治元年起，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詔買米豆盡行蠲免，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

多爾袞深知三餉的危害，并且為此下達了必殺令，多爾袞這個人打仗不行，但是搞肅清，那是一等一的強，如此嚴厲的必殺令之后，有效果嗎？

答案是否定的。

順治二年六月，多爾袞就以以前項遼餉，在萬歷年間加派，故復照舊派征，征遼餉在被廢止了一年以后，再次起復征收，而后剿餉和練餉的征收，在同年九月份以同樣的理由，再次恢復征收，僅僅剿餉累年征收就高達五百萬兩。

而崇禎年間，征遼餉是九百萬兩，剿餉是三百三十萬兩，練餉是七百三十萬兩。

故復照舊派征，就是多爾袞開始征收三餉的理由。

而這個理由多爾袞用了很多次，順治皇帝福臨同樣用了很多次。

從基本的田賦商稅之后，巧立名目，在國家性質上，設立了耗羨、平余、落地、壓稅、帖捐等等稅賦。

而旗人免稅和旗人每月八兩旗銀的基礎上，建立了如此多的名目的稅賦，稅負之重，比之明末有之過而無不及。

所謂永不加賦的康乾減稅制度，就如同雙十一提前漲價，消耗大量時間成本之后，依舊溢價購買貨物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而且真的永不加賦嗎？不加賦？那就攤派嘛，左右不過是換個名字。

韃清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治，防止所謂的海外反攻，開始了閉關鎖國的政策。

海禁，將沿海遷界“上自遼東、下至廣州”沿海數十里地區，全部掃蕩成為白地，將百姓們從沿海遷出，達成海禁的目的。

且不說這些沿海地區本身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滅絕性損失，這是無法用金錢去衡量的，是無價的。

就是遷民之后，這沿海數十里的白地遷界，他們本身承擔的稅賦，就會被轉移到其他地區。

而韃清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攤派。

其（界內）四十里之歲課，同邑共償之，自江南達東粵數千里，鹽場在界內者勿論，其界外缺額商賠之；惟以浙、閩、山東等處因遷而缺之課額均攤于蘇、松不遷之地，曰攤派，而鹽課之額極重矣。

相比較明末，清政府在入關之后的苛捐雜稅，遠甚于大明。

不是清政府不愿意改變這種困局，是完全沒有能力，也沒有辦法。

廢除三餉后，僅僅一年，就不得不再次恢復三餉的征收，完全是這筆稅賦，你朝廷不要，自有人去取。

你朝廷拿你的，我地方拿我自己的，互不干擾的綏靖，就是清政府入關之后，和反動地主、富戶、縉紳、官吏們達成的妥協。

是多爾袞的錯嗎？

多爾袞這種打仗，打著打著都能當逃兵的主兒，它能承擔的起這樣的歷史責任？

這么多反動至極的措施，多爾袞他可不配。

其實歸根到底，為了完成統治，清政府的行為，完全將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玩成了近似于奴隸制，才勉強保持了穩定。

即便是改朝換代都無法避免的賦稅黑洞，畢自嚴終于是利用推廣番薯這件事，要下手了。

“畢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