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弘目眥欲裂，朝臣意味深長，陳平慌亂中略帶些催促的目光注視下，劉揭略帶些‘惶恐’，終于為劉弘的問題給出了一份答案。

“臣奉陛下之諭，查得長安糧商不自占之事，實乃由來已久；具體遺漏之商租幾何，更早已無從查證。”

“臣復聞，長安豪商所賈之糧，多于秋收之時，石錢七十之價入，今又以石八十二錢出，石得利十二錢。”

“按律，凡物販于市，皆當分利之十一，納于市吏，以為商租。”

“故臣乃令東市之吏，以糧商所得利之百倍，以充糧商所欠之商租；恰糧一石，補征商租一算···”

不得不說，作為一個能在封建官場屹立多年的官僚，尤其是九卿一級的高官，劉揭的應急公關能力，無疑算得上十分出眾。

——商人逃稅有多長時間，具體又逃了多少，已經無法查證，所以就以糧商每售賣一石糧食，所能得利潤的一百倍，作為商稅補繳的標準。

劉弘心里也很，明白，劉揭說的都是事實——《漢律·關市律》規定，除房屋、田畝等大宗物品的交易外，其余所有錢物交換，都被納入商業交易范疇，必須在官府規定的場所，即市集進行。

而商稅的繳納標準，則是‘販物所得利之十一’，也就是純利潤的十分之一。

至于如何判斷‘純利潤’，《關市律》說的也很明確按照此物購入時，市場平均售價為成本價，售出時的價格為成交價，成交價減去成本價，便是純利潤，即‘得利’。

七十錢，大概就是秋收后，糧商從百姓手里收購存糧的價格，這一點即便劉揭不說，殿內百官心中也都大概有個數；至于如今的糧價，在長安城中更是婦孺皆知——石八十二錢！

為了保證這個環節不會被鉆空子，《關市律》還規定但凡不屬于‘偶然’，即類似‘農民去市集將母雞下的蛋賣出’這種意外狀況，其他所有交易的過程，都必須在市吏的監督下進行。

而劉揭派內史衙役前往東市征稅的理論依據，便出于此——從行政規劃來講，長安東西二市，均屬于內史管理。

恰逢糧商集體補繳所欠商稅的‘高峰期’，負責征收商稅的東市市吏人手不足，作為直屬上司的內史派出人手，輔佐市吏征收商稅，合情合理。

但即便如此，劉揭依舊無法解釋一個現象。

“便是催繳糧商所欠之商稅，內史何以取之于購糧百姓民？”

徑直道破劉揭話語中的漏洞，劉弘憤恨的目光頓時帶上了一絲危險“莫非內史與關中糧餉有舊，遂網開一面，轉由欺壓朕之子民邪？”

這才是劉弘如此震怒，如此不顧天子體面，不惜破壞自己長久營造出來的‘溫和仁善’的形象，于朝會之上大發雷霆的緣由——憑什么欺壓百姓！

商稅，確實是漢律明文規定，現在的劉弘根本無從插手；即便是想要對其作出改動，也需要精心做出切實可行的計劃，拿出可以擺上臺面的理論依據，并交由朝堂反復商議，才能正式對這條律令做出改動。

甚至于，如果劉弘不想在制定這條律令的蕭何臉上扇巴掌的話，就不能直接改動漢律，而是另起一份副署性質的‘詔令’，作為補充條款在某某某某狀況下，可以不遵守這則條律。

漢律之所以被稱為‘律’，正是因為其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確性，以及不可動搖性；只有發生如歷史上‘呂氏之亂’，導致呂后被打上‘全錯’的政治標簽時，才可以借由否定呂后這個人，從而廢黜由呂后增設的《金布律》。

所以，劉揭給出的解釋，劉弘完全能夠接受——且先不論劉揭的真實意圖如何，起碼這份解釋，是能在法律意義上站住腳的。

如果劉揭靠著這套說辭，從長安的糧商手里薅羊毛，那劉弘絕對一點意見都沒有——無論是此時的價值觀，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