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是可笑，在大周這個類似于華夏古代的封建社會當中，人們喜歡把皇帝說的話當做是神明降下的旨意。

還美其名曰圣旨。

還說什么皇帝沒有錯，錯的只會是臣子，指揮使治下的百姓們。

何其荒謬的說辭。

可就是這樣的理念，在歷史長河之中橫亙了數千年，成為了人們骨子里都認可的東西。

人生來便有高低貴賤之分，泥腿子就是泥腿子，成不了什么金鳳凰，這些個落后的愚民思想，成為他們人生信條。

殊不知昔日的漢高祖劉邦，也不過是大秦治下的區區一個亭長罷了，位置也就是和現在的里正差不多。

柳家也不是什么高門大戶，世家大族，可隨著制度慢慢的演變，上位者們要鞏固自己的統治，加強自己手中的全力，于是乎一系列的

儒家那一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所謂忠君愛國的思想境界，已然根植在所有大周百姓的血脈之中。

百姓愚昧，大字不識，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農民們一年到頭唯一的想法就是多種點糧食，祈盼風調雨順，能有個好收成，商人們就想多掙點錢，多販賣些貨物，從中賺取巨額的差價。

而這些期盼，都是為了讓生活能過得更好，讓未來能夠有點盼頭罷了。

他們才不管皇帝是誰，地方官一任才三年，誰知道三年之后又換了誰來，所謂的圣旨對于他們而言，也只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

可偏偏就是這東西，在那些個官員們，世家大族們的眼中，卻擁有者無與倫比的威嚴。

一塊黃布，兩根卷軸，還有一個寫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大字的印鑒在他們眼中，就是最好的通行證！

黃布難找嗎？一點兒都不難找，只要隨便一個染布坊都能夠染出黃色的布來，不過能夠被選來當做圣旨載體的黃布，自然是世上最頂尖的布料，只有貢品里頭才能找到。

不是別的染布坊不會做，而是不能做。

連名字和皇帝的名字有一個字重合了的都得避諱，更何況是這些皇帝獨享的東西。

可想要弄到能夠充當圣旨載體的黃布難嗎？

一點都不難！

再說筆跡，皇帝寫圣旨很少親自動筆，一般都是翰林院的官員代筆，寫完之后上呈給皇帝過目，然后在謄抄到圣旨的卷軸上，送去御書房給皇帝再次過目，加蓋印璽。

不過一般像什么詔書之類的，皇帝若是能親自動筆的，還是會親自動筆的。

就像申酉年兗王發動的那場叛亂，永安帝便起筆寫下了詔書，讓羅網將其送出汴京，交到了昔日還只是禹州團練使趙宗全手上。

衛允手中的那卷圣旨，那卷被衛允當做倚仗，當做通行證的管家御筆親書的圣旨，其實不過是衛允手底下的人仿照永安帝的筆記所寫。

至于蓋在落款處的大印，那就更簡單了，這世上會雕刻印章的人多了去了，找一個技藝精湛的老師傅，仿著圣旨上面的蓋著的大印再刻一枚便是。

就這么一份假的不能再假的東西，卻讓衛允一路暢通無阻，若不是衛允阻止的話，只怕沿途的各州府還要大獻殷勤呢！

而衛允手中的圣旨，但凡是看過的人，沒有一個懷疑其真假，陜西的一眾官員如是，衛允一路東行所遭遇的官員亦如是。

圣旨便是圣旨，尊貴無雙，這世上又豈會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偽造圣旨，若是事發的話，那可是重罪，無異于謀逆。

沒有人敢做可不代表這不能做，時間百姓愚昧者居多，可也有那么幾個看的明白的，秦末大澤鄉之中的那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就是最好的寫照。

在旁人的眼中，不論是王則還是黃舟，他們所掀起的叛亂都是大逆不道的，是為天下人所不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