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會用“官家”來稱呼君王，應該是因為君王自然是朝廷的最高代表，是最大的“公家人”。

而且按戰國鄒衍的“赤縣神州”之說，漢代君王也常被稱作“縣官”。

后來宋人筆記中說把君王叫“官家”是因為“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顯然是附會之說，是在有意吹捧罷了。

接下來到隋唐時期，在《全唐詩》中搜索“官家”一詞，可以發現有近五十條，基本上也都是作“朝廷”、“官員”之意。

如唐朝中后期詩人王建寫的詩句“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

總體來說，從東漢末到隋唐時期，“官家”有朝廷、官員、君王等幾重意思，但以朝廷的意思最為常用，官員之意次之，用來稱呼君王的例子還少見。

到了唐末五代，用“官家”稱呼君王的例子逐漸多起來。

成書于五代時期的《舊唐書》，其中有一處“官家”的用法是君王的意思。

而成書于宋太祖大宋初年的《舊五代史》，其中“官家”一詞出現的頻率就高了，至少七八處，全作君王之意解釋。

五代前蜀淑妃徐氏（花蕊夫人）寫的詩句“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中，“官家”也明顯指君王。

之后宋朝承五代余緒，不但把稱君王為“官家”的習慣繼承了下來，而且使用頻率極高，不但私家場合，就是在朝堂之上，人們都可以稱宋皇為“官家”。

但問題來了，“官家”一詞出現這么久，為什么在宋代它會超過“圣上”、“皇帝”、“天子”成為對君王的最普遍的稱呼，還被官方認可呢？

這與宋朝的立國情況和世俗化生活有關。

一方面，五代時期“兵強馬壯者自為天子”，皇帝如走馬燈般換來換去，趙家也是靠兵變上臺的，皇帝“君權神授”的“神秘性”大大下降，再管皇帝叫“圣上”、“天子”，他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

沈括的《夢溪筆談》里記載，宋太祖曾問宰相趙普，天下什么最大？

趙普思索半天，回答“道理最大”，而沒說“皇上最大”，宋太祖不但沒生氣，反而十分夸獎。

試想一下，換了明太祖朱元璋或清朝的康熙乾隆這么問，臣子如此回答恐怕就不會有好果子吃了。

但郭浩這里并沒有發生這些事，可這個稱呼還是出現了，這就與另一個原因有關。

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宋代又是一個極其世俗化的社會，人們平常把農民稱作“農家”、醫生稱作“醫家”、詩人稱作“詩家”，因此覺得“官家”一詞說起來特順嘴。

也許在世人眼里，皇帝也不過就是個職業罷了。

聽到有人叫自己官家，郭浩沒覺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覺得挺親切。

但是他這個官家和趙匡胤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是他問趙普誰最大，恐怕趙普就不敢那樣回答了。

就在郭浩喝茶的功夫，大街上走過來兩個人，竟然是李繼隆和郭雁菡。

看到兩個年輕人在一起，郭浩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雖然他平時對子女關心的不夠，可那畢竟是自己的女兒。

此時的二人已經很熟識，已經過了羞澀的階段，好似熱戀中的男女，在街上游玩。

經過三年的磨煉，李繼隆成熟了不少，平日里訓練很忙，也沒什么機會出來玩。

郭浩看著二人好像要出城，于是起身跟了上去。

二人稍稍跟在后面，李輝也不問郭浩要干什么，二人來到汴河邊，從水里忽然出現幾個蒙面人，直接向李繼隆撲了過來。

李輝見了就要上前幫忙，郭浩擺手制止了他，倒不是他不關心女兒，而是他想看看誰這么大膽，敢在這里行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