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下來每一期順天報銷量兩萬左右，下個月發行四期，有八萬份左右，努力下，十萬份有希望。

如此一算，嘉靖皇帝看到了完成任務的希望。

不過也看到了隱憂，就是如今的銷量主要來自國子監，官員購買，還有兩京及附近的官學。嘉靖皇帝擔心系統會不會算作真實銷量。

“不行，得想更多穩妥的法子增加銷量。”

想來想去，嘉靖皇帝還是覺得大明的讀書人太少，識字的不一定愿意看報，主要受眾還是讀書人，包括高等學府學生，以及那些長大了的成年讀書人。

接下來幾天，嘉靖皇帝忙著收集大明當前教育的情況，同時用手機在網上搜集相關的信息。

大明的教育，有官學和私學之分，但官學是最重要的，直接與科舉掛鉤。

明朝的官辦學校教育，無論其制度建設，還是其實際的發展狀態，都在華夏古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盡管自西漢就有了官辦的地方郡學和中央太學，并在此后的朝代獲得不斷發展。但只有到了明朝，才最終形成了健全完備、完全向良民開放，并且與科舉制緊密結合的官辦儒學教育體系。

在明朝，地方和軍隊儒學教育空前發達。洪武二年，朝廷令全國府、州、縣各置儒學。府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皆納入國家正式職官編制，享有俸祿。

各學校舍也完全由各地官府主持興建、維修。生員則于本地官員軍民子弟中選考其端重俊秀者補充。

最初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還都享受免費伙食待遇，被稱為“廩生”。

此后，隨著求學者的日益增多，又令各學添設與其廩生等額的“增廣生員”，正統后復增“附學生員”。各類生員都享有“免其家二丁差徭”的優待。

與此同時，主要分布于北邊和西南地區的部分都司、衛、所，也建立儒學以教育軍隊子弟。

也只有在明朝，朝廷始終穩定地舉辦如此完備的地方及軍隊儒學教育，這是以前的朝代不曾有過的。

明末全國生員高達五十余萬人，這么大的規模也是以往朝代不曾出現的。

在外，朝廷在中央設立國子監作為最高學府。唐代以來，中央官學為多學并立，皆隸屬于國子監管理。明太祖則只設國子學，并在洪武十五年，改稱國子監。

由此，國子監由唐代以來中央官學的行政管理機構變成了純粹的國立最高學府。這一變化，既減少了朝廷對中央官學的行政管理層次，又加強了對高等教育的控制，可謂一舉兩得。

在洪武八年至二十六年，并設南京國子監和中都國子監。永樂元年后，則形成南、北兩京國子監并立的體制，且終明再未發生變化。

在大明永樂二十年，兩監在監監生高達一萬五千余人。在大明成化元年，更是高達一萬九千余人；其規模之大在古代也是少有的。

明朝官辦儒學教育體系也是空前完備。在洪武十六年，朝廷確立了各府、州、縣學分別按照一定額數和標準向中央舉貢生員并經“廷試”中式后入國子監肄業的制度，因是按年而貢，故稱“歲貢”。

也因此，府、州、縣學生員成為國子監生最主要的來源。這不僅改變了明朝以前國子生主要來源于官宦子弟的局面，而且，也把地方儒學和中央國子監教育在制度上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從而，形成了空前穩定和嚴整的官辦儒學教育體系。

更重要的是，明朝確立了官辦教育以科舉為軸心的基本格局。同樣是在太祖時期，明廷就已確立了中央國子監和地方府、州、縣學從教學目的到教學內容都主要圍繞科舉考試進行的基本格局。

比如規定國子監生可直接參加京府鄉試，洪武十七年，監生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