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皇上所言，”陳大受道：“乾隆元年田賦占國家歲入八成還多些，到乾隆十年這一比例已經降到不足五成了，而且還有繼續下降的趨勢。”

“都聽見了吧？”黃越接著道：“這巨大的變化說明了什么？”

“說明工商業已經逐漸取代了農業的地位，成了國家經濟的主要命脈！這是幾千年來未曾有過的！”

“工廠里開動機器需要知識技能，做生意訂立契約也需要識文斷字，知曉律法。”

“黃廷桂管著農部，他最知道的，京師大學堂的農學院這幾年出了很多新成果，現在就是種田靠原來的老一套也行不通了！”

“依靠科學技術的指導去做，一畝地就能打下更多的糧食。”

“這一切都需要所有的百姓讀書識字，有最基本的學識，這也是朕決意開設女學，又力求所有男童至少學完三年小學的原因所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已經行不通了，越往前走就越是死路一條！”

“什么‘女子無才便是德’，更是狹隘愚昧的鬼話！說到底就是對女人的輕視！”

“讀書可以使人明理，如今民智漸開，百姓們更在意自身的尊嚴和體面，將來也勢必更看重社會的公平、公正。”

“咱們為政者也必須重視起來，所以才要對律法作出修改。”

“上次議到官制的變革，整飭底層官吏侵害百姓的所作所為，其實現行律例中的缺陷也為這種現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比如笞、杖、徒、流、死這五刑是自隋律沿襲下來的，最初的本意是依據罪行的大小輕重對罪犯施以適當的刑罰。”

“但隨后的演變就與這一初衷漸漸的背道而馳，到如今早已經面目全非了！”

“處以笞、杖、徒、流之刑的人本都罪不致死，但這四種刑罰中的任意一種都可以合法的將人犯置于死地！”

“比如笞、杖這兩種刑罰，律例中只規定了笞刑是從十到五十下這五等，杖刑是六十到一百下這五等。”

“可是要打得多輕多重卻完全無法界定，只憑上憲的授意和行刑之人的心腸。”

“若是下了死手去打，五十下的小板笞刑一樣能要了命！同樣都是打八十大板，既可以打得你不痛不癢，也可以讓你立斃杖下！”

“這不正好給了那些貪官墨吏敲詐勒索、大發黑心財的機會？每年不知有多少原本罪行輕微的人，就因為拿不出銀子去行賄而被打死打殘！”

“試問你們在座諸公，如果這樣的律例還不修改，立法的本意何在？公平公正又從何談起？”

這一番話說的眾人啞口無言，一陣沉默過后，孫嘉淦心悅誠服的道：“聽皇上說這番話之前，臣還覺得自己沒有錯，要跟皇上據理力爭一番。”

“現在才知道，是臣只看到了自己的差事，想得太過偏狹，太過因循守舊了！”

“臣與孫喜淦一樣的心思，”史貽直道：“皇上每天管著各省各部所有的大事，卻能把律例上的事情想得比我們這些法司主官更明白透徹，實在令臣汗顏！”

“劉延清你不必再說了，”黃越阻止了正要開口的劉統勛：“話不說不明，理不辯不清，人非圣賢，所以才要聚集起來會商，以求集思廣益。”

“朕處理政務也時常出現紕漏，需要你們來拾遺補缺嘛！”

“如果這里只是朕的一言堂，說什么都是不易之論，不容置疑。沒有一點兒反對的聲音，那就是你們這些樞相有虧職守，這個御前會議也沒有再開的必要了。”

“朕接著再說這流刑，按現行的律例，人犯最遠的要流放出去三千里，最近的也要兩千里。”

“不要說能夠活著回來的人是鳳毛麟角，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