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洪能夠接觸到實業，從而使他終身受益。

晚年，他曾經是位出色的實業家，和這一段經歷不無關系。

晚清，封建專制已經走到了窮途末日，圖新求變已成為有識之士的共同追求，人的思想也特別活躍。各種思潮，各種主張紛紛登臺。

最活躍，影響力較大的是兩股勢力。一個是革命黨，他們的主張是用暴力推翻滿清的統治，建立起共和體制。另一個是立憲派，主張用和平的方式，對封建專制進行改良，仿效日本等國家，走君主立憲的道路。

一九零七年起，湖北和全國各省一樣，積極的進行了地方咨議局的籌建。作為憲政改革的配套機構，咨議局給民眾，特別是士紳階層提供了參政議政的平臺和管道，受到了各界的普遍支持和響應。

一九零九年二月五日，湖北舉行了咨議局選舉。選民人數是十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三人，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零點四四。議員也非直選，是逐級選出選舉議員人，再由這些選舉議員人選舉議員。

雖然是間接選舉，參加選舉的人又是人口的極少數，離真正的民主選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這畢竟是湖北開天辟地破天荒的第一次。

以往的歷史上，什么事都是官員們說了算，老百姓哪有發言權。因此，無論如何，可喜可賀。

選舉結果，吳慶燾當選為議長，湯化龍、夏壽康當選副議長。十七人當選為駐會議員，還選舉候補駐會議員若干。

吳慶燾，亦名慶恩，湖北襄陽人，著名書法家。系舉人出身，是清代光緒年間撰寫地方史志卓有成效的人。他的《襄陽四略》一書，至今仍為人們所借鑒。

《襄陽四略》共二十五卷。按刊印先后為《襄陽藝文略》、《襄陽沿革略》、《襄陽兵事略》、《襄陽金石略》。分別記載了府轄各縣之文學藝術、建制沿革、重要戰事、碑碣銘文。從光緒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897—1906年)分別出版。時間約長十年，是個人勞動成果，為當時單獨修志者所罕見。

夏壽康（1871～1923年），字受之，號仲膺，又作仲英。黃岡倉埠（今屬武漢市新洲區）人。父為進士、浙江錢塘知縣，早逝。夏壽康靠母、兄撫養，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鄉試中舉，次年赴京會試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一九零七年曾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

不久，前面講到的，由立憲派掀起的國會請愿大潮，轟轟烈烈在全國展開。和全國其他地方，特別是活動積極的江浙相比，湖北行動得晚了些，但也是積極參加了的。

一九一一年五月，副議長湯化龍由漢口出發，去京請愿時，送行者達萬人之多。臨行前，湯化龍慷慨激昂發表演說，此次去京，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受身份的限制，黎元洪沒有參加國會請愿活動，但他在內心深處，是支持這個活動，并時刻給予了關注。

在隨后暴發的保路運運動中，湖北則成為了震中。前邊說了，黎元洪不但代表軍方參加了這個活動，并被推舉為鐵路協會委員，在支持派代表進京和籌款募捐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獲得各方好評。

在參加這次活動中，黎元洪和立憲派人士有了深入的交往和溝通，為他后來被推舉為湖北軍政.府的大都督，奠定了基礎。

這個時期，在湖北的革命黨中，勢力最大的是二個組織，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共進會和文學社。他們實際上是同盟會的分支，一直在新軍中發展組織，力圖發動新軍起義。做為湖北軍界的二號人物，黎元洪對革命黨人在他所部的活動，談不上支持，至少是采取一種默許的態度；革命黨人對此也是心知肚明。

在國會請愿活動和保路運動的推動下，文學社和共進會也加速了起義的步伐，并決定采取聯合行動。

所謂人無頭不走，鳥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