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諸端，得悉后，及時向大使詳陳利害，據理力爭，得以消弭后患。

一九一一年，云南發生英法“隆興公司”攫取云南七府礦權及英占片馬兩樁外交大事，公推周鐘岳、李燦高為代表，赴京請外務部廢約及照會英國退兵。當時學使葉爾凱不準鐘岳離校赴京抗議交涉，鐘岳憤慨不已，不辭而去。經鐘岳等赴京嚴正抗議，英、法迫于云南人民以死力爭之決心，不得不答應廢約。政府允予賠償，承擔云南負擔。

其后數年，云南省財政廳長吳琨與美國礦業公司代表安德森訂立勘礦條件草案十四條，鐘岳代表唐繼堯指令“一、開礦之權，操之自我；二、開采資本以本國人為限；三、即利用外資，亦只宜借款，而不宜合辦。核閱所訂條件，殊與此旨不符，應即由該廳長等負責，設法磋商修改，是為至要。”時論認為“自中國與外人合辦事業以來未有如此之合算者也”。

民國元年二月，孫中山辭去總統職務，推薦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云南得知情況后，商量對策。時任都督府秘書長之周鐘岳力陳利害，指出袁世凱一旦掌握政權，必為中國禍害。蔡鍔聽了他的話，云南便沒有表態。

一九一三年，任滇中觀察使，轄州縣四十一個，所到之處，嚴于察吏，認真貫徹鴉片禁令，頗著成效。

一九一五年，云南宣布獨立，討袁護國，全國多省響應，打破了袁世凱的皇帝夢。

對此，梁啟超輩在南京演說，抹煞云南首義功績，自稱“護國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

鐘岳義憤填膺，作《云南護國首義之歷史談》，以如山鐵證駁斥梁啟超輩捏造黑白之政治駔商行徑，指出“誠以護國之役，吾滇軍政各界及全省人民皆與有力，使非吾滇人這慷慨好義，則唐公一人亦不能成功。”

一九一七年，張勛復辟，周鐘岳積極倡導唐繼堯響應孫中山護法之舉。滇黔靖國聯軍成立，周鐘岳任靖國聯軍總司令部秘書長。

當時的代總統馮國璋電脅唐繼堯息兵，鐘岳代擬復電強調“惟國家之治安，全恃法律為維系”。表示“若執政者必欲叛法而行，殘民以逞，則西南各省人民寧葬死于槍林彈雨之中，而不能茍活于專制淫威之下；”嚴正警告馮國璋“安危利害，只在當局一轉移間而已。”

此電據說對馮國璋觸動很大，有人說馮后來所以主和，與此不無關系。

顧品珍逐走唐繼堯后，北京政府大為興奮。但顧很快表態，擁護在廣州的孫中山。

唐聯帥出走的消息，是當時的一個大新聞，引起多方的矚目。

唐自從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實力派，他的影響力及于云南、貴州、四川。護國討袁成功后，使他的功業聲名達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對時局產生影響。

但是，自從民國六年起，他在四川和貴州都受到頓挫。四川軍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軍驅逐出川，而在川在粵的滇軍事實上也不完全服從他的命令，他雖然擔任西南軍政府的三巨頭之一（孫中山、岑春煊和唐繼堯），事實上也不過掛名而已。

唐繼堯的弟弟唐繼虞，在云南名聲很不好，竟一直受他重用，給他造成的影響也很壞。

唐這次出走，對他是一生中最慘重的打擊，也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教訓。旅途中不能不打算未來，他的初步目標是廣州。

唐繼堯有一個派在上海的代表名叫李小川，曾在日本留學，和蔣方震、蔡鍔、唐繼堯都是莫逆之交。擔任過云南講武堂的總辦，唐繼堯之弟唐繼虞便是李小川的學生，李也認識孫中山。蔡鍔在四川病重時，李陪蔣方震去探視，隨后陪同蔡鍔到日本就醫，蔡歿后他又和蔣方震扶蔡柩回國，此后便一直代表唐繼堯駐上海。

顧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剛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廣東輪，與汪兆銘和張繼同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