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6年，蔣介石日記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開之后，胡蔣關系，差不多一直是是個很熱門的話題。其中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胡適的評點成了研究者爭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結論大致是：臺灣時期的蔣對胡在表面上禮賢下士，優禮有加，而實際上則恨之入骨，視胡為心頭大患；而胡則始終只是蔣手中的一顆棋子，任蔣玩弄于股掌之間。蔣的虛偽，胡的軟弱，一時間成了胡蔣關系研究的主調。

然而，同樣的材料，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蔣在公開場合和日記中對胡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固然可以解釋為表里不一，但也不應該忽略蔣以一個政治領袖對一個知識份子的容忍和克制，從中也可以看出蔣對胡是相當忌憚的。胡絕不是任蔣玩弄的一顆棋子，而是一?！袄淄琛?，蔣對胡的處置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當然，胡也從不濫用他特有的地位和威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爭，但容忍和抗爭都有一定限度。胡從不是一個“玉碎派”，從留學時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張“以卵擊石”?！耙月褤羰保谒磥?，不是“壯烈”而是“愚蠢”。這也可以理解為“顧全大局”。當然，所謂“顧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協”的另一種說法，這是胡被視為軟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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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胡在面對蔣時，有他溫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讓看客痛快地叫好。但除去敵對方，試問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誰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蔣進言，向國民黨抗議？還有誰能讓蔣徹夜難眠，讓他覺得當眾受辱？除了胡適，很難能想出第二人來。胡是溫和的，但溫和未必軟弱，更未必無能。胡有他堅持的原則，他從不做“政府的尾巴”，從不隨聲附和，也從不歌功頌德。論胡蔣關系，如不和其他人進行比較，則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觀。在比較蔣介石林語堂關系之后，不難看出，胡適和他同時代的人相比，在面對政治威權時，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少有的獨立和尊嚴，在中國近代史上堪稱第一人。胡適代表的是中國知識份子“以道抗勢”的優良傳統，林語堂晚年則較偏向“以道輔政”。而蔣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過他和胡適和林語堂關系的描述，浮現出一個更清楚的形象。

當然，這為后話。

1932年11月28日，正在武漢大學講學的胡適忽然受到了蔣介石共進晚餐的邀請。前邊說過了，之前胡適曾致信給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請他轉送一套自己主編的《新月》雜志給蔣介石。

此時蔣介石已是“國府主.席”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而胡適也是遐邇聞名的新文化運動旗手。

當時正好蔣介石“剿匪”也就是剿共，住在武漢。而胡適是受武漢大學的校長王世杰的邀請來“武大”，蔣與胡看似偶遇，知道內情的人會知道這是精心安排。武漢大學的校長王世杰是胡適的朋友，他邀請胡適來“武大”是在正常不過的事。

但王世杰還有另一身份，我們不妨看一下他的簡歷。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陽人。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學采礦冶金專業學習。

1911年武昌起義后， 返回武漢任都督府秘書。

1913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后轉入巴黎大學攻讀法律。為上?！稌r事叢報》和北京《晨報》撰寫特約通訊。并為《東方雜志》撰文， 宣傳現代法學觀念。

1920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回國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務長等職。

1927年轉赴南京，后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 全力為蔣政府效力。同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