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母”現象——由寡母撫養的孩子，往往更有理想，更有出息，更能成就一番事業，古代孔子、孟子、岳飛堪稱代表，魯迅與胡適的出現，同樣亦可是證明。

他們是那個時代學者型思想大師的代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學術名著，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亦是一部學術名著；魯迅的《嵇康集》校釋縝密謹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翔實新穎。魯迅的雜文，犀利而深刻；胡適的政論文章，通俗而流暢。他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之一。

1917年，《新青年》發表胡適從美國寄回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掀起了“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狂飆，其開風氣的意義，彪炳史冊。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戰斗檄文開始，就直接把矛頭對準舊道德舊文化，他所吶喊所鼓吹所抨擊的，振聾發聵，其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意義，影響深遠。在那個思想激蕩的歲月，魯迅和胡適站在時代的前列，沖鋒陷陣，相互支持。

魯迅曾對胡適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大加贊揚，認為該書“警辟之至，大快人心!”并曾為胡適刪閱過詩集《嘗試集》。胡適則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等短篇小說推崇備至，認為魯迅的短篇小說是白話文學中“成績最大的”。

他們曾經共同戰斗，切磋學問，且有頻繁的書信往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數年的友誼出現裂痕，隨后勢不兩立，分道揚鑣。

有人說，魯迅最厲害的地方，是把人生的真相撕破給人看，撕到深處人孤獨。而胡適最大的優點就是包容、理性、建設。魯迅、胡適兩人之間，一個與另一個相處不睦。然而他們卻構成了30年代知識界的柱梁。

面對歷史和現實，魯迅在每一頁的字縫里，看到的都是“吃人”，看到了被“吃”的，沒被吃盡剩下的，會繼續被吃的。胡適看到的是活下來的，要繼續活下去的，且能活得好一點的。

當我們讀到魯迅時，會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個民族的記憶，才能多少醫治一點自己的恥辱遺忘癥，迫使自己貼著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而當我們讀到胡適時，感覺到他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魯迅是酷， 胡適是暖。

1936年11月初，胡適由舊金山返程回國。在太平洋船上，寫成《高夢旦先生小傳》。

胡適從美國回來。過南京時，便聽人說起蘇雪林給蔡元培先生寫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撿出蘇氏的這兩封長信來。細細讀了，也寫了一封長長的復信。胡適想起近十年來，魯迅對他常有批評，心里不愉快肯定是有的，特別是魯迅斥罵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他更覺得有些冤屈和憤慨。因此，對于蘇女士的憤慨，他或許會有同感。但他堅決反對這樣的私人攻擊，特別是無中生有的謾罵。

他在給蘇雪林的信寫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價值的，有些什么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于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胡適不僅自己一直沒有發表過攻擊魯迅的文字；即使在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個意氣詞語，而且著重的還是責備蘇氏的“惡腔調”，勸她客觀地持平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