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剛總也想不明白，趙安邦咋對他有這么深的成見？除了一九九一年秋隨省委工作組到寧川搞了場現在看來是錯誤的整頓，他真沒做過啥對不起趙安邦的事。在四個多月的整頓中，他除了整理材料，只奉命在幾個范圍不同的場合作了幾場學術報告。報告也不是他要作的，是于華北和工作組領導安排的。他是經濟系研究生，一直研究蘇聯坎托洛維奇的數理經濟學，于華北就鼓動他給那些大干資本主義的寧川干部洗腦，糾正某些同志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錯誤認識。他頭腦一熱，有點不知輕重，便大肆報告起來，大談馬鋼憲法和鞍鋼憲法的區別，為計劃經濟學正名。其中有一次趙安邦也去聽了聽，據說沒聽完就掛著臉走了。

馬鋼憲法實際上不是什么憲法，而是蘇聯馬格尼托爾斯克鋼鐵公司總結出的一套管理體制，其核心內容是專家治廠、科學化管理、強調經濟核算與計劃的平衡。鞍鋼憲法當然也不是憲法，而是鞍山鋼鐵公司以政治運動和大轟大嗡搞生產的一種中國模式。雖然二者同屬計劃經濟范疇，但前者體現的是理性而科學的計劃原則，各種經濟指標都是以最優化模式計算出來的。據方正剛讀研時掌握的資料，最早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生產函數的并不是西方國家，而是蘇聯。一九七七年蘇聯在聯盟一級就有三千多個經濟指標來自電子計算機的最優化計算。以坎托洛維奇為代表的一批數理經濟學家應運而生，不但構成了蘇聯經濟學的主流派別，還獲得了世界性聲譽，瑞典皇家學院就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坎托洛維奇博士。而中國的鞍鋼憲法體現的則是長官意志和命令原則，主觀隨意性很大，毛突發奇想，要趕英超美，鋼鐵元帥就升了帳，結果只能導致災難。因此，方正剛斬釘截鐵地斷言，中國式命令經濟的失敗決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失敗！

不可否認，那時的他是計劃經濟的支持者，是少年馬列派，正因為如此才得到了于華北的欣賞。于華北總和他開玩笑，稱他為方克思。在寧川整頓期間，他實際上成了于華北的秘書。可他當時太年輕，對于華北的器重不知珍惜，在顯示知識才華的同時，弱點毛病也暴露了不少。他們幾個小伙子總愛湊在一起打撲克牌，一打打到半夜，早上就起不來了，為此沒少挨過于華北的罵，還被于華北沒收過幾副牌。不過于華北罵歸罵用歸用，還是破格將他提為了市委副秘書長。當時寧川還沒升格，副秘書長不過是副處級，可權力影響卻是正處級也沒法比的。

一九九一年秋的寧川整頓真是他的一個好機遇。如果沒有后來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于華北頭上的代字就取消了，他就有可能從寧川起飛，由市委副秘書長到秘書長，一步步上來，沒準今天已是寧川市長或者市委書記了。不料，偏偏南巡了，已被整垮的趙安邦和那個大干資本主義的班子又奇跡般復活了，他的霉運也就注定了。當然，現在述說這個事實并不是要否定小平同志的南巡，更不是要否定寧川的超常規發展，不論對趙安邦有多少不滿，方正剛都不能無視一個東方大都市的歷史性崛起，對趙安邦個人的道德判斷不能代替客觀的歷史判斷。

可從另一方面說，歷史判斷也不能替代道德判斷。方正剛認為，從個人道德上來說，趙安邦可真不咋的，沒有容人之量，做得真叫絕，簡直就是還鄉團。帶著新班子殺回寧川沒多久，趙安邦就代表新市委找他談話，馬上進行反攻倒算。

許多年過去了，那次談話的情景方正剛還記憶猶新。那是一個天色陰暗的下午，在市委老樓趙安邦的辦公室。談話期間不時地有人進來出去請示工作，趙安邦就帶著譏諷向這些同志介紹，“認識一下方正剛，大名鼎鼎的方克思，專門研究計劃經濟的理論家！”最可惡的是當時的副市長錢惠人，錢惠人是趙安邦的鐵桿部下，當場痛打落水狗，拍著他的肩頭說，“方克思，你真可惜了，要是早被戈爾巴喬夫發現，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