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世界蒙蒙眬眬地看到了中國，中國也蒙蒙眬眬地看到了世界。但是，歷史終于走向了悲劇性的拐點——兩種文明產生了嚴重的軍事沖突，而且中華文明一敗再敗。到這時，悠久的中華文明不得不放下架子，開始認真地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但心態非常復雜。崩潰、沮喪、氣惱、仇恨，包裹著更加變態的自大、保守、固執，使中國的集體精神一下子陷入污泥深潭。任何再輝煌的回憶，也只會加深失敗的體驗，結果，連秦、漢、唐、宋也一起失落，大家都處于一種“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心情之中。

中華文化在當時的生存狀態，可以用“僵滯”一詞來概括。一切都源于成規，一切都不能改變，即使知道出現了大災難也不知如何應對。這種文化生態，感受最深的是第一批外交官和留學生。他們處于兩種文化沖撞的前沿。

我曾查閱過中國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的一些資料，覺得很能說明問題，不妨在這里說幾句。

郭嵩燾一八七五年準備出使的時候，中國上層文化界都在阻止他，理由是，與洋鬼子打交道，就不是正派人。連他的很多高層級朋友都認為，做外交官就是半個漢奸。比之于公元七世紀大唐長安出現過的世界多種文化密集交融的景象，這實在是中華文化的一場滑坡式的倒退。

郭嵩燾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倒退，因此特意寫了一本書叫《使西紀程》來介紹西方文明。沒想到這本書里提到的一些翻譯名詞，引起了中國上層文化界一致而又強烈的反彈。那些名詞，是中國原有詞組里所沒有的，卻反映西方文明新成果，例如“赤道”“經度”“緯度”“國旗”“新聞”，等等。郭嵩燾首先用毛筆把它們寫出來，就成了對中國語文大逆不道的背叛。著名學者李慈銘認為，用中國字寫下這些詞匯，“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這實在是一種完全失控的憤怒。另一位高官張佩綸，也就是作家張愛玲的祖父，也極為保守，認為郭嵩燾這樣的“悖謬之人”，“勢必混亂人心”。

郭嵩燾的“悖謬”，除了上面所說的那些翻譯名詞外，還表現在生活方式上。他的副手劉錫鴻曾經揭發他十大罪狀，其中最嚴重的是在國外參加一些活動時遵循了西方的一些習慣，例如對沒有官位的軍士表示尊重、與外國商人握手、用外國銀器裝著外國糖果待客，等等。中國文化，在這里成了極度敏感的警戒線，那么令人厭煩。唐代玄奘翻譯佛經時發明了多少詞匯？明代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時又發明了多少用漢文寫出的數學命題？為什么到了十九世紀晚期反而不可以了？這證明，當時的中國文化已經太弱太弱，弱得連一丁點兒自信都沒有了。但是，既然有過了玄奘和徐光啟，那就能反過來證明，中國在十九世紀晚期表現出來的不良文化生態，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本性。

郭嵩燾在歐洲外交界大受歡迎，他溫文爾雅的君子風度成了歐洲人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人格媒介。只可惜，當時國內的政治生態和文化生態都已經腐朽，使郭嵩燾立即成為圍啄的對象。郭嵩燾終于被撤職了，作為中國文化有可能與西方溝通的代表者，愴然回國。在倫敦的三十幾個國家的外交使團怎么也舍不得他。

郭嵩燾回來以后沒地方去，只能回家。一八七九年他終于回到了故鄉長沙。讓人詫異的是，連故鄉也徹底排斥他。上自長沙的巡撫，下至所有的官員對他完全不予理會。而且，長沙的街上竟然出現了“大字報”，上面寫著，我們拒絕勾結洋奴的漢奸。郭嵩燾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中郁郁寡歡，很快去世了。嚴復給他寫了一副挽聯，其中一句是“唯公負獨醒之累”——大家都睡著的時候，只有他獨個兒先醒了。這種“獨醒”，必然會成為一種沉重的負累。

在我看來，郭嵩燾事件不是外交事件，而是文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