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能離開東京啊！每周我都要去戶籍所在地的警署報道的。”

“現在交通這么發達，往返東京也不需要太長時間。”伊達航說道。

“那...那我能去哪里？”

“去大阪怎么樣？”增山遠問道。

“大阪和東京的情況應該差不多吧？”

“沒關系，我在大阪有認識的朋友，她跟你的情況有些類似，應該能幫你一把，我給她打個電話試試。”說著增山遠掏出手機撥通了一個號碼。

與此同時大阪的一家公立孤兒院里，兩個穿著灰色連體衣，戴著口罩，掛著志愿者的肩章的人正賣力擦拭著孤兒院的宿舍玻璃。

片刻后一個女仆打扮的漂亮小姐姐匆匆跑了進來，她朝其中一個人微微鞠躬后說道：“大小姐，有您的電話。”

“我不是跟你說了，在社區勞動的時候，電話一律由你幫我接嗎？”

“可這次來電的是大小姐您特意交代過的增山先生。”

聽到女仆說增山先生，擦玻璃的人動作一頓，她摘下手套和口罩接起了電話。

“喂～是增山先生嗎？”

“是我，松江小姐你這么久都沒接電話，我還以為你去坐牢了呢！”

“怎么可能，你不是說過嗎？這個國家的法律對有錢人可是很友好的，我作為一個有錢人，怎么可能去坐牢呢？”

“所以說你最后被判處了什么刑罰？”增山遠問道。

“該我承擔的罪責我都認了，最重被判處了一年監禁，緩期一年執行。”

“嘖嘖，不愧是有錢人啊！換成一般人少說也要坐三年牢吧？”

“喂喂～我也是有付出代價的好吧？我被判處了80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還有1.5億日元的罰款，現在還在給孤兒院擦玻璃呢！”松江惠美爭辯道。

“得了吧！你這種有錢人還會自己社會勞動？”

“你這是赤裸裸的歧視！我的社會勞動可都是自己在干的！從判決生效以后我每天早上9點準時去警署報道，然后跟著警察去到今天要服務的地方。”

“真的嗎？我不信！”

“愛信不信！”

有一說一，松江惠美真的沒有撒謊，她每天早上都會到警署報道進行社區服務，當然如果她來報道的時候能不坐她那輛勞斯萊斯，干活的時候沒有兩個女仆守在身邊，就更好了。

“增山先生你突然給我打電話是不是有事找我幫忙？”一番插科打諢后松江惠美話鋒一轉問道。

“確實是有點事，前段時間我經手了一個案子......”

隨后增山遠把漆園芳子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了松江惠美。

松江惠美聽完以后毫不猶豫的說道：“那就把她送過來吧！在大阪我還是有幾分薄面的，可以安排這個孩子上學。”

“那真是太好了！謝謝你了松江小姐。”

“不用客氣，話說回來，增山先生就算你不給我打電話我也要給你打電話了。”松江惠美說道。

“啊？你也有事找我嗎？”

“對，我在案件的判決前夕不得不回到了監獄，在監獄住的這幾天我一直在想我能不能為這個社會受到壓迫的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這樣像我們姐妹的悲劇應該就能少一些。

我一開始是想成立一個法律援助專線，由我投入10億日元的啟動資金，給這些受到不公平待遇，但又請不起律師的人聘請律師。

但后來我轉念一想這種行為說白了就是在亡羊補牢，根本沒辦法阻止侵害，甚至一些犯罪者智商夠高，勢力夠大的話，還能抹除證據，律師在這種時候也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覺得要想從根源上阻斷犯罪應該采取更極端，更激進一些的方案，我想了想決定和警方合作成立一個援助專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