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

周文點了點頭，然后更驚人的說：“沒錯。生儒應試，每舉一名，以科舉三十名為率。考舉人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三，考進士的錄取率要高一些大約百分之五。如果現在你是一個生員，三年后會試成為進士的幾率只有0.15，”

百分比是李平的實用型新學之一，也是目前他的軍隊里使用比較多的一種數學方法，周文已經熟練掌握并使用。

“這個機率好像有點低。”李平喃喃了一句。

周文再次苦笑起來，說：“不是有點低，是太低了。絕大部分讀書人別說當官了，就連中舉都是做不到的。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籠之病鳥、似被縶之猱、似甘毒之蠅、似破卵之鳩就是國朝目前大多數生員們的真實寫照，而更廣大的童生們則更加不堪。”

生員生活狀態如同神經病一樣的“七似”本出自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此處借用。

蒲松齡本人就是這樣一個最終在考場上未能勝出的人，考了很多年都沒考上。后來，他不得已轉行做生意，干得還不錯，饒有贏馀。他開了一家茶館，說一個故事可以抵茶錢，就這樣寫出了《聊齋志異》。

不過，周文對生員的生動比喻讓李平感覺有點繞，他對不直白的文縐縐語言仍然很不習慣，但李平的腦海中還是很快映射出了一個自己熟悉的場景：范進中舉。

他當即脫口而出。

《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在中舉前也是這樣一個例子。

胡屠夫在范進中了秀才的時候前來祝賀，后來知道范進是因為年紀大，宗師施舍與他就變了臉色，對范進破口大罵。范進在中舉前的生活狀態是非常差的，地位也很低下，這也是當時很多生員的真實狀況。

所以也才會有他中舉后的發瘋。

《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雖然都是成書于清代，但與明晚期是比較相像的。清科舉基本沿襲明制，而且因社會總體安定，社會上走科舉道路的讀書人數量很多，科舉錄取比例也很低。

“什么！范進是誰？”

面對李平的脫口而出，周文卻疑惑了。他不可能讀過連作者都還沒出生的《儒林外史》，更不可能知道誰是范進。

“沒什么，想起了一個原來聽說過的生員，和你描述的狀態差不多。你繼續講。”李平急忙掩飾道。

周文怪怪的看了看李平兩眼，估計是習慣了，也沒糾結，而是繼續說道：“由于走科考這條路實在太過于艱難，再加上科考花費較大需得家中有足夠余財供養才行，很多家境艱難的生員不得不早早棄巾，甚至很多家境殷實的也不愿再堅持下去。大量棄巾也就成了一件很普遍的事。”

“那不讀書干什么？”李平好奇道。

作為后世人，李平對古代的讀書人是有刻板印象的，也很難相像讀書人不讀書還能干什么，難道要務農和吃家里老本嗎？

“經商，很多人都選擇了經商。”周文的回答很平淡，也很見怪不怪。

“經商？”但李平卻被驚訝到了。

古代讀書人不是最看不起商賈之術嗎？

但周文在這個問題上還真沒撒謊。

明中晚期大量生員棄巾是非常獨有的社會現象，同樣讀書人大量改當商人也是其特有現象。

明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其實是遠遠高于以往朝代的，至少沒有規定商人之子不準出仕或者參加科舉，明朝中后期的張四維、王崇古兩位有名的閣老就一個出身于鹽商世家，一個出身于大富商家庭。

《四庫全書·念安文集》也記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正德人周憲，因母親要養活四人，他與兄長同科考，花費較大，母親一人無力承擔，所以周憲就放棄科舉去經商了。

當然，這也是明代商人集團對朝政影響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