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如靖抵達瀘州的第二天傍晚，身在御營中的張獻忠正獨自一人心神不寧的把玩著手中的望遠鏡。御營就是中老營，是張獻忠親自掌握的部隊，也是帥帳所在。而張獻忠手中的望遠鏡則來自兩個紅夷人。這兩個紅夷人都是傳教士，一個叫利類思，意大利人，1606年出生，1636年來到大明，曾在江南傳教，后赴北京襄助修歷。1642年受徐光啟推薦和原籍四川的大學士劉宇亮邀請入川傳教。另一個叫安文思，葡萄牙人，1640年來到大明，出生不可考，先在杭州從事教務，后跟利類思一起入川。對這兩個傳教士的經歷尤其是國屬，張獻忠其實搞不清楚，也沒興趣。但兩個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技文化卻另張獻忠十分癡迷。具體說，就是準確的歷法和先進的數學。除了望遠鏡外，兩個傳教士到達四川后親手用紅銅制作的天、地二球和地平式日晷也被張獻忠尤為稱羨，視若異寶，天、地二球甚至被特命并排于宮中大殿之上，以壯觀瞻。中國傳統的日晷是垂直式的，也叫赤道式日晷，雖然簡單，但也最為準確，西方的則形小精巧，方便攜帶，中西方在這方面各有所長。當時進入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大多是具有某種科技文化專長的知識分子，來華前又經過一定的特別訓練，尤其是語言訓練，所以交流沒問題，然后科技傳播是他們打通傳教道路的手段。張獻忠經常請這兩個傳教士為其講學，主要是講算學，并極喜長期生活在大明、目前人在北京的德國人湯若望的天學。在兩個傳教士面前，張獻忠表現出了對新鮮事物的極高興致以及對數學的特別喜好。張獻忠居然喜歡數學，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張獻忠的智商和展現出的能力在歷史上受到了兩個西方傳教士的高度贊譽，他們記敘其“智識宏深、決斷過人，天資英敏、知足多謀。”關于張獻忠與這兩個傳教士的故事，后來在民國初年被法國人古洛東整理并詳細記載在了《圣教入川記》中，包括張獻忠被殺的詳細情況。雖然兩人后來被清軍捕獲，然后為清朝效命，并直至康熙十六年四月和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先后卒于北京，有些留下來的記述可能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清朝的影響。但他們畢竟屬于外人，算是第三方，在關于大西軍以及張獻忠包括張獻忠被殺的實際情況上肯定比清朝自己的記述更為可信。利類思和安文思實際上是被張獻忠請入營中的。張獻忠居然知道已經在1610年于北京去世的意大利人利瑪竇，也知道利瑪竇曾為萬歷皇帝所重用，其視野令人十分吃驚。張獻忠攻入成都后，聽說了這兩個外國傳教士，然后就將逃入鄉野避難的二人請了過來，并“款以御宴”、“待之上賓之禮，請二司鐸駐成都顧問”。以至兩個外國傳教士也感到對他們殊為寬大。于是大西軍內部很快就也發展了天主教徒，并建堂頌經。不過，對這兩個外國傳教士，張獻忠卻很快又發生了態度上的變化。這回倒不是張獻忠精神不正常。而是張獻忠很快看透了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境內已有的其它宗教的本質不同。中國從來都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會允許宗教影響和干涉統治，而且任何宗教在中國也都必須本土化。但西方宗教在這些方面顯然做不到，原因該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張獻忠喜歡歸喜歡，好奇歸好奇，但從沒打算加入天主教，更沒打算被人綁架思想。他主要其實就是好奇，對新鮮事物的好奇。而且兩個外國傳教士的主張與中國傳統的禮儀和理念是非常不同的，甚至企圖讓整個大西軍都信奉天主教，張獻忠岳父一家三十多人就都被發展入了教，這讓張獻忠在新奇過后漸漸感到難以接受。同時，這兩個外國傳教士還非常明確反對張獻忠的濫殺，尤其對張獻忠居然不親近有文化有教養的貴族和大地主階層甚至還要打倒他們十分不理解，并總是在講學時試圖勸諫。這讓張獻忠也很不爽。最后當兩個外國傳教士的傳教越來越影響到張獻忠軍隊的思想時，張獻忠的不滿也隨之暴發。離開成都前，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