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奴仆以丫鬟下人佃戶長工乃至義子義女的各種名義存在，因為各種原因被賣入主家為奴。

主家捏著他們的賣身契，就相當于捏著他們的命脈。

有了賣身契，就等于生死大權都掌握在主家手中了。若是遇上個仁慈的主家還算幸運，但是如果遇上一個苛刻殘暴的主家，被活活打死都是常有的事情。

就算官府知道了，也講究一個民不舉官不究，因為從律法上來說奴仆是屬于主家的私人財產，主家有權力任意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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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奴”在華夏有悠久歷史。

自秦漢到近代兩千年來，使用奴婢和農奴的大地主莊園和數量變化的小土地自耕農并存的生產方式一直是的中華諸帝國的生產方式。

各朝各代的蓄奴法律不斷，如唐代的《奴法》、清代的《逃人律》，嚴懲逃奴和窩藏逃奴的人戶。

明清兩代繼承了元代的奴隸制度，“大家僮仆，多至萬指?！薄叭伺姸啵駞侵惺嘶轮?，有至一、二千人者。”

明清時代被稱作“賤”的人，以奴婢為中心，還包括了娼優隸卒、世仆、墮民等賤民集團，以及雇工人、轎夫、剃頭匠、工、商等廣泛的灰色地帶。

明清兩代的工商奴隸制十分發達，蓄奴之多令人咋舌。有名的如王錫爵、錢海山、徐階、李欽、和珅；睢州的褚太初，寧陵的苗思順，虞城的范良彥，無錫的大地主鄒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劉、田、李等強宗右姓所占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數千人以上。蓄奴范圍之廣，乃至連一些中上層農民也占有不少的奴隸。

雖然這些奴仆相比較先秦時期的奴隸比較自由一些，生活待遇也能稍微高一點，但是本質上卻沒有多少改變。

蓄奴制度的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大量的人口變成了把奴仆，就等于朝廷失去了大量的收稅人口，這必然會給朝廷的財政收入帶來極大的影響。

再者，由于封建王朝對于官紳勛貴士子階層施行免稅減稅等政策，這就導致了這些人家里阡陌連片，無數的農夫在為他們耕作，但是卻不用給朝廷繳納田稅，或者是繳納了一點點的田稅，朝廷的財政收入必然損失巨大。

另外，大量的人口變成奴仆，極大的影響了朝廷征兵的工作。由于士兵往往都是從良家子之中招募，但是大量原本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因為各種緣故失去了土地，賣身給大戶成為奴仆，朝廷可用之兵自然就少了許多。

這也是為何在明朝中后期軍隊中家丁制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朝廷征不到足夠的兵員，只能把軍餉撥給那些將領自己去想辦法。這些將領們拿到錢之后必然會把朝廷的軍餉用來武裝對自己忠誠度最高的家丁。

這些家丁們吃得好，裝備也好，忠心的對象只有將領，并非朝廷。

家丁們在作戰的時候往往成為了戰場上的主戰力量，他們的表現往往是決定一場戰爭勝負的關鍵。

如果打贏了，將領升官，家丁們也會得到更多的賞賜，所以他們作戰往往非常勇敢。

將領們升官之后，也會拿出更多的投入來武裝自己的家丁，這也最終導致了朝廷對于地方的掌控力越來越差，各個掌握兵權的將領實際上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

譬如吳三桂的關寧軍其實就是他的家丁，還有南明小朝廷的江北四鎮同樣也是軍閥。

另外還有盤踞在武昌的左良玉更是一個大軍閥。

再從工商業發展的角度上來說，明末江南一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已經誕生，工商業相當的發達。

但是因為大量人口成為了奴仆，所以必然會影響到那些作坊的生產效率以及華夏內部的購買力，也就是說內需不足。

這就又從另一個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