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后世對于范仲淹的評價眾說紛紜，當然，對慶歷新政的說法也都是褒貶不一。陸垚當然也不例外，他開始在腦海中回憶了一下，關于范仲淹這次變法的內容，還有失敗的原因，畢竟，現在范仲淹即將出現在自己的視野當中，對于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陸垚必須要提前做好準備，也要想好，到底到時候自己該如何面對范仲淹提出的新政。

寶元元年（1038年），黨項族人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定都興慶（今銀川），與宋朝的外交關系正式破裂。次年，為逼迫宋朝承認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進犯北宋邊境，于三川口大敗宋兵（三川口之戰），集兵于延州城下，準備攻城。消息傳至京師，朝野震驚。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進兵渭州（今甘肅平涼），韓琦派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擊，于好水川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余（好水川之戰）。慶歷二年（1042年）閏九月，李元昊分兵兩路，再次大舉攻宋。進抵定川寨，宋夏會戰，宋軍大敗，大將葛懷敏與部將等16人戰死，喪師9400余人（定川寨之戰）。李元昊獲勝后，揮師南下，進逼潘原，關中震動。

澶淵之盟后，一直相安無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關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聲言南下” 。最終，宋仁宗遣富弼為使，“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才得以解決。

激烈的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震動了宋廷，多年沉悶的政治空氣開始變得活躍起來。歐陽修上書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書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壞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總算開始行動了。

仁宗慶歷年間，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正如歐陽修所說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強于一伙”。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經逆轉惡化的時期中產生的。

其時，冗官、冗兵、冗費嚴重，貧弱局面已經形成，統治危機日趨惡化。

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現象更加嚴重 ，農民大量逃亡，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不斷爆發，“一年多如一年， 一伙強如一伙”。甚至京畿開封府所屬各縣，也有盜寇出沒。

當時，已有一些官員感到危機的嚴重，富弼就曾說：

“自此以往，只憂轉熾，若不早為提備，事未可知！”

宋仁宗在召對中，對范仲淹、富弼等特別禮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執政大臣馬上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來。

慶歷三年（1043年），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慶歷三年（1043年），李元昊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又擢拔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俗稱“四諫”），銳意進取。八月，仁宗罷免副宰相王舉正，再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同意改革的宋仁宗趙禎

同意改革的宋仁宗趙禎

九月，宋仁宗召見范仲淹、富弼，給筆札，責令條奏政事。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諫官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納，并漸次頒布實施，頒發全國。

總結起來就是：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

慶歷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邀為京東轉運按察使、施昌言為河東都轉運按察使。這樣，十條中的第四條（擇長官）首先見之于行動。

在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