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垚對于趙禎在鳥巢外面的演講，得到了大部分百姓的支持，絲毫不覺得意外。趙禎對于演講和激勵民心這一塊，向來都做的不錯，再加上他歷來都是主張仁政，要說民心，趙禎還是能得到一些的。

趙禎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對待臣僚、侍從寬厚。諫臣包拯屢屢犯顏直諫，甚至唾沫都飛濺到趙禎臉上。但趙禎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對任命仁宗寵妃張氏的伯父張堯佐為三司使，趙禎便改命張堯佐為節(jié)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對，帶領(lǐng)七名言官與趙禎理論。趙禎大怒道：“你們是想說張堯佐的事嗎？節(jié)度使是個粗官，為什么還要爭？”言官唐介越次上前，不客氣回答道：“節(jié)度使，太祖、太宗都曾經(jīng)做過，恐怕不是粗官。”趙禎悚然，最終采納了言官的建議。他回到后宮后，對張氏說：“你只知道要宣徽使，你難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嗎？” 總體而言，趙禎知人善用，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相對安定，經(jīng)濟繁榮，科學(xué)技術(shù)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史家譽為“守成賢主”。

正是因為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造就了現(xiàn)在陸垚能夠成功舉辦這個新蹴鞠大賽。

當(dāng)然，趙禎在位期間，也并不是墨守成規(guī)的。趙禎針對宋中期日益嚴(yán)重的土地兼并及冗官、冗兵、冗費現(xiàn)象，于慶歷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開展“慶歷新政”。

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

趙禎根據(jù)意見，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zhuǎn)運使和提點刑獄；規(guī)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guī)定除長子外，其余子孫須年滿十五歲、弟侄年滿二十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jīng)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guī)定地方官職田之?dāng)?shù)。慶歷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布減徭役、廢并縣、減役人等詔令。

由于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慶歷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新政徹底失敗。

縱觀趙禎一生，雖說有慶歷新政這場風(fēng)波，但是總體上來說，還是偏波瀾不驚的，所以，因為趙禎的仁政，后世對他的評價也是不一樣的。

正面評價說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受到歷代歷史學(xué)家，政治家的稱贊。在宋代，贊美、歌頌仁宗的人有很多。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 “仁”就是對他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于仁。”《宋史》這樣評價贊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

當(dāng)然，對于宋仁宗這種偏向“無為而治”的做法也是有很多反對的聲音。據(jù)王夫之所論，在仁宗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余人，都是屢進屢退，“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沖偶乘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即使賢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朝令夕改，一反一復(fù)，使“吏無適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