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陳寅恪：《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145頁。）宋時期，造就了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的高峰。在宋王朝文化高度繁榮發展的同時，由于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長期存在著矛盾和沖突，決定了兩宋在社會人文教化中，顯現內省收斂的基調。

宋初，宋太祖確立了“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宋太宗強調“文德致治”，重視用儒家的思想來進行教化；宋真宗率先對孔子進行祭奠，以闡明“尊孔崇儒”的人文教育思想。宋統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時，又大力提倡對佛教和道教思想的信仰，形成了以儒為主，以佛、道為輔的社會人文教化的格局。

宋代文化在社會人文教化中，出現多元“兼容并存”的狀況，主要有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蘇氏易學、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等，各個學派學統四起、寬容并存，表現出兼容的價值取向。在宋代“尊孔崇儒，三教并存”教化思想的影響下，宋代各學派的代表思想家都將佛、道的教化思想為我所用，出入釋老，援佛道入儒，兼收并用，重建新儒學的教化理論體系，對社會人文教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兩宋時期以儒學為主體，以佛、道為輔助的社會人文教化格局，使三教實現和平共處，各自發揮社會教化的作用。

宋孝宗在《三教論》里明確提出“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的教化思想，促進了三教之間在社會教化思想上相互吸收，取長補短，以推動整個社會人文教化的不斷前進和發展。新儒學吸收佛老的教化思想，來完善儒學的教化理論體系；佛學也將儒學的忠孝節義引入教義戒律中來，不斷充實豐滿佛學的教化思想；道學則從佛教哲學中吸取養分，融進清靜恬淡的養生教化思想中，在儒家士大夫中產生教化作用。

佛教的因果輪回教化思想與儒家綱常倫理教化思想相結合，在普通民眾中進行教化，真正實現“三教之設，其旨一也”的社會人文教化的終極目標。在宋代政治氛圍相對寬松、文化管理較為開放的時代，宋代的士人、民眾等各個階層人士都能吸收、消化、借鑒、融合各種不同的文化及其教化思想，最終創造出宋代燦爛輝煌的文化。

在教化中，宋代文化強調.經世，注重實學實用，以培養造就濟世致用之才，體現出一種昂揚的積極入世的人文情懷。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由魏晉的超純化、隋唐的才情充沛到宋代歸于收斂內省。因此，宋代文化并不只是空談性理，而是同樣具有經世之用。范仲淹的慶歷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是以宋學經世理念為指導，以理學“內圣外王之道”為依據的社會變革實踐活動。

宋代理學從二程到朱熹、陸九淵，都是希望統治者能做到“內圣外王”的教化目標，但社會現實的矛盾和沖突，以及南宋末期統治者偏安江南，茍且偷安的現狀，促使了理學完全轉向內省、收斂的教化方向。盡管如此，在宋朝民族危機、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宋代文化的這種經世致用的教化思想，又轉變為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鼓舞激勵著有識之士“以天下為己任”，勇于擔負起民族危機的責任和使命，擔當起建功立業的歷史重擔，以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喊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肺腑之言，正是這種人文教化精神的突出表現。

宋代社會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門閥勢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還存在的諸如一個家族中數十人中進士乃至居高官的情況，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說，宋代已經不存在一個與君權相抗衡的特殊社會階層。

與此相關的是宋代科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