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希利組織開始研究怎么去搶占未來，從而對華夏形成超常規壓制的行為相比，南島方面的行動顯得極其“小家子氣”，他們還在為所謂的“心戰”取得重大成果而歡欣鼓舞，卻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擴大化的輿論，從根本上，就是可以放任的結果。

在討論逐漸發展到最頂峰之后，所有的輿情最終匯聚成了一種聲音：

華夏官方不關注民眾的死活，置民眾健康于不顧。

為了證明他們的這條論據，網絡上突然開始流傳起一張匯聚了大量歷史案例的長圖，其中涉及各種社會矛盾尖銳點，狂熱的追隨者們到處傳播這張長圖，試圖去說明這個國家的社會環境已經爛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

雖然只要稍加理性分析便可以簡單地指出這張所謂證據的荒謬之處，但在輿論的狂潮下，兩種其妙的傳播學效應開始發生了作用。

第一種，是幸存者偏差。

那些有能力對所謂的證據和輿論進行理性分析的人，往往具備更強的獨立思考能力、也具有更理性沉穩的性格，同時，這樣的特質讓他們在社會中承擔了相對來說更重要的角色，理所當然的，他們被分配了更重要、更復雜的工作。

于是，他們的閑暇時間便自然而然地減少，在這樣已經相對較少的閑暇時間之下，他們更傾向于去關注真正與自己相關的現實話題，而不是一個空穴來鳳、顯然會對自己的時間造成浪費的扯淡話題。

或者用一種更簡單的話語來描述：有能力去辯解的人沒那么閑，他們不屑于去辯解，而沒有能力去辯解的人，往往就淪為了被帶節奏的對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留在網絡和輿論平臺上的那些人，往往就只剩下狂熱的節奏制造者，以及被裹挾其中的、想要反抗卻力有不逮的普通人。

幸存者偏差就此形成，最終的結果就是，網上的節奏全部偏向于節奏制造者一方。

然而，這還不是最終的結局，因為傳播學的另一個效應，是在幸存者偏差形成之后才開始發力的，那就是“沉默螺旋”。

“沉默的螺旋”這一詞最早出現在1974年《傳播學刊》上發表的一篇論文，它描述了這樣一個現象：人們在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的時候，如果看到自己贊同的觀點，并且其受到了廣泛的歡迎，那么人們將會下意識地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大眾化”的、“正確、合理的”。

反之，如果人們并未看見自己贊同的觀點，或者說即使看見了但是沒有多少人的支持，甚至遭受了不少人的抨擊、辯論，那么人們將選擇保持沉默不發表自己的觀點。

也就是說，當“節奏”在輿論平臺上占據主流的時候，參與到節奏中去的人數會越來越多，他們所發出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當這種聲音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那些幸存者偏差之外的、本來不想發聲，但迫于越來越嚴峻的形勢而需要發聲的人再想發聲，就已經來不及了。

至此，沉默螺旋正式形成，輿論的議程設置徹底被左右，風潮開始形成，并且難以逆轉。

在這樣的情況下，再想要去改變議程，就只有依靠強有力的外部力量來介入，比如官方、比如第三方監管者。

但，在當前的節奏下，有一個天然的缺陷注定了即使官方下場，也沒辦法去改變議程，那就是，這個議程的不可證偽性。

我說你做的不好，你怎么證明你做得好呢？

你自己就是裁判，裁判拿出來的證據，難道有人會相信嗎？

我說你是結構性壓迫，你要是想證明不是結構性壓迫，就必須進行結構性的升格，讓所謂“受到壓迫”的一方獲得極為顯著的優勢。

如果從理性的角度來說，這并非壞事，因為媒體和輿論的作用就在于推動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