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趙宗績呷一口茶，笑道：“有些危言聳聽了吧，我最近看了很多史書，可都沒聽到過這種說法。”

“一點也不夸張。”陳恪搖頭笑笑道：“你之所以在書里看不到，是那些編史書的人，要么腦子里灌了漿，要么故意不說。”

“為何？”趙宗績問。

“無它，人總要為自己的利益集團服務。”陳恪淡淡道：“那些寫史書的文官們，家里本身就是放高利貸的，他們怎么可能把這黑鍋背在自己身上呢？”

“愿聞其詳。”

“高利貸在城市就是典當行，在農村則是地主。”陳恪輕聲說道：“大宋之前歷朝歷代，盡管有關市之征、山澤之禁、鹽鐵之榷，但這些只是小菜，國家的真正主食，是農業和農民。農業提供了主要稅收，農民還負擔者主要勞役。所以我們先只看地主放高利貸的危害。”

“對于高利貸的危害，我大概知道一點，把借錢的貧民搞得身無分文、家破人亡。”趙宗績道。

“不錯，但這是表面現象，不是真正的危害。”陳恪道：“農村的農民，最好的狀況，便是家里有十幾畝地，七八口人。自己種糧食種棉花，養雞養豬，可以自給自足，再用剩余的農產品，到集市上去買些鹽鐵等必需品，手里就不剩什么錢了。但因為唯一的負擔是朝廷的賦稅，所以生活還算將就。”

“這已經是很不錯的農民家庭了。”趙宗績點點頭道。

“但他們抵御風險的能力極差。一旦遇到了荒年，紅白喜事、生老病死等狀況，收入減少或者開支大幅增加，就不得不靠舉債過關。而向周圍的貧農借錢是不可能的，只能向地主借。”

“一直到這里，這家人還想著，自己第二年好好干，緊緊褲腰帶，就可以還上高利貸。從而過上原來的正常生活。”陳恪接著道：“可是，他借的是高利貸，且是他沒有議價能力的高利貸，第二年他收成好了也沒用，因為多收了三五斗，糧食的價格就會下降，他還是還不上。”

“另一方面，農村的高利貸。比城市里的要野蠻多了。往往每年利息的增長，要超過農民那點微薄的收入。農民忙活一年，往往只能還上新增長的利息。這還是好年景，若是年景差，連吃飯都成問題。又何談還債？而欠款卻利打利利滾利，越來越高，最后只能把自己的地、牛、妻子兒女，乃至自己，抵給地主還債。”

“一旦遇到荒年，大規模的農民無以為繼，其后果必將是大規模的土地兼并，農民要么成了佃戶，要么背井離鄉成了流民。”陳恪認真的給這小王爺。講述在別處可學不到的興衰之學：“還有兩個因素推動了這種現象。一是土地在多年耕種后會退化，產出會越來越少，能養活人口的數量自然減少。另一方面，只要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人口就會慢慢增長。時間一長，兩相作用，又會使土地兼并、農民破產益發嚴重。”

趙宗績聽得無比認真。連發問都忘了，只在那里默默的做筆記。

“而對一個王朝來說，這兩個問題，都是致命的。土地兼并，使國家大量的財稅之源。聚集到了豪強地主的手中。比起如綿羊般馴服的農民，地主們狡詐而有力。他們通過種種政治特權，可以有大量的田畝免稅。再賄賂地方官吏，使應稅的田畝和免稅田混淆，或者干脆瞞報田畝，總之有的是辦法逃脫稅負。則朝廷的收入必然銳減。”

“農民破產的危害更嚴重，方才說過，破產農民有兩個流向，一個是給地主作佃戶，一個是離開家鄉、成為流民。無論哪一種，都會導致國家納稅人的減少，承擔勞役的人群縮小。”陳恪緩緩道：“這又會使沒有破產的農民負擔加重，從而使更多的農民破產，產生更多的流民，導致遍地土匪、強盜的情況。匪亂橫行必然民不聊生，更多的農民無法生存下去。這時候若是再遇到連續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