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系怎么就培養不出有愛國熱情的學生了?”
“嗯嗯,沒錯,你唐校友不就是一個嗎?”李可佳說。她也懶得去和唐子風討論愛國熱情的問題,而是問道“那40的股權,是屬于飛亥公司的,你有一半,王梓杰也有一半。你自己這20退出來也就罷了,王梓杰的那20,是不是還可以保留著?”
唐子風說“我和王梓杰一向都是同進退的,我退股了,王梓杰自然也得退。我和王梓杰合作開公司的事情,部里的領導是知道的。如果王梓杰在新經緯公司有股權,那不就相當于我也有股權了嗎?”
“那王梓杰同意嗎?”李可佳問。
唐子風笑道“他現在的目標是成為知名學者,錢對于他來說,早已是身外之物了,哪會在乎你這點股權。這件事,我和王梓杰商量過,他沒有任何意見。”
去年,唐子風和王梓杰商量,把兩家的父母都接到京城,接手飛亥公司的日常管理。王梓杰開始在職攻讀研究生,并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準備如唐子風替他規劃的那樣,在40歲之前成為國內知名學者。
王梓杰做科研有一條別人都不具備的捷徑,那就是花錢買成果。別誤會,他并不是真的花錢去把別人的成果據為己有,而是在別人的研究中參股,讓自己能夠有機會參與那些高水平的研究,進而既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也擴大了自己在學術圈里的知名度。
90年代的學者是很可憐的,政府的科研基金項目很少,資助額度也很低。有些頂尖的經濟學家,申請一個課題下來也不過就是萬元,想外出做個調研,或者購買一些圖書資料,都緊緊巴巴的。學者的工資收入低,申請課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從課題費里擠一點出來補貼家用,比如報銷點買菜的費用之類,這樣一來,真正能夠用在科研上的錢就更是不夠看了。
王梓杰也是呆在學術圈里的,豈能不知道這個情況。他以自己能夠拉到“贊助”為名,找學校里的大腕學者合作。人家申請到的課題費是5萬元,他就敢再拉10萬元的“贊助”進來。至于贊助費的出處,他不肯說,人家也就很聰明地不問。當然,大腕們都想不到王梓杰是在用自己的錢“贊助”這些科研,他們只認為王梓杰有很硬的“關系”,能夠從企業弄到錢,這當然也是一種難得的能力。
有了錢,大腕學者就能夠招更多的助手幫忙,去什么地方做個調研也不用再摳摳索索。人手多了,數據有了,想出高級別成果就更容易了。飲水思源,大腕們收獲眾多學術榮譽的同時,能不給王梓杰一些回報嗎?
在文章中給王梓杰署個第二作者,上部委開會的時候讓王梓杰坐在自己身邊,找機會向領導或者其他學者介紹一句“梓杰是我的得力助手”之類,對于大腕們來說,都是惠而不費的事情。
當然,大腕之所以能夠成為大腕,也是有一些學術功底的。王梓杰能夠和這些人混在一起,耳濡目染,也學了不少經驗,臨到自己獨立做科研的時候,也不再是無從下手,而是能夠做到游刃有余。
科研這種事情,門外的人覺得很神秘,其實進了門就知道不過是熟練工種罷了。比如做統計分析的時候,有些新手遇到缺失數據就抓了瞎,不知道該怎么辦。有經驗的學者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直接給插個值,比如48,或者52,然后就照這個插進去的值進行計算,最終的結果與真實情況并沒有太大區別。
能夠這樣做的原因,在于有經驗的學者能夠估計出數據的大致分布規律,插進去的值雖然不是真實值,但與真實值的差異也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此外,上千條記錄中間有一個錯誤值其實并不會影響到統計推斷的結果。說句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話,一次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中,光是訪問員作弊造成的虛假數字,都不只是這一點了。
訪問員能編,你憑什么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