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朱由檢這道旨意的意思。

官員配合不力就會革職貶謫到蠻荒之地，這與處死沒有區(qū)別，甚至還要更痛苦。

自古以來，不知道多少文人官員因為貶謫而客死他鄉(xiāng)。

畢竟這個時代醫(yī)療條件不發(fā)達，又都是依賴宗族社會生活，一旦背井離鄉(xiāng)去偏遠之地，大概率會死在他鄉(xiāng)，很難活著回來。

所以，很多官員寧肯被處死也不愿意被貶謫到偏遠之地。

但對于整個國家而言，將這些不聽話的文官貶謫到偏遠之地則是改變偏遠地區(qū)落后狀況，促進文明一統的不二法寶。

畢竟這個時代的文官就相當于知識分子。

貶謫文官到偏遠之地，就相當于讓知識分子下鄉(xiāng)。

這樣既能帶動落后地區(qū)的教育狀況，也能改變落后地區(qū)的生產力落后的情況，最重要的是促進漢化，促進改土歸流。

有利于落后地區(qū)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

對于國家而言，是有長遠利益的。

要是聽憑這些文官自愿，自然沒幾個有才能的文官愿意去這些地方。

通過貶謫強制其去這些地方造福百姓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當然。

流放這些士族子弟，也就相當于遷徙這些富戶到偏遠地區(qū)，和貶謫文官到偏遠地區(qū)是一個目的，都是要在懲罰這些不聽話的既得利益者的同時，也能改變偏遠地區(qū)的落后情況，加強華夏文明對這些地區(qū)進行更深度的同化作用，從而消弭內部民族矛盾。

如果一些有知識的漢人官紳到苗族為主的地方去定居辦學，那么久而久之，苗人就會忘記自己是苗人，和漢人的矛盾的就會減少，且同化成一個民族。

所以，朱由檢下達了這樣一道嚴厲的旨意。

除此之外，朱由檢也知道不見見血，也是不可能的，不然不足以震懾人心。

大明的基層統治是鄉(xiāng)紳自治。

民眾通過宗族的方式被地方鄉(xiāng)紳控制著。

而各宗族的族長就是基層的皇帝。

有大的宗族甚至私設公堂，擬定約束族人的族約，相當于有自己的司法權與立法權。

這等于是不承認朝廷的統治。

這是朱由檢不能容忍的。

所以，一些抗稅不繳的宗族，朱由檢是要殺其族長的，畢竟這些族長都掌控了地方司法權和立法權，如果連稅也就是保護費都不交，那和搞0“獨0立”沒什么區(qū)別。

一旦抗稅不繳，族人十年內不得參加科舉，也算是一條狠厲的政策。

因為這個時代唯一躋身上層跨躍階層改變自己命運的路就是科舉。

連科舉都不能參加，只能淪落為被統治者，所有的特權都會沒有機會得到。

江南一帶士族眾多，崇尚讀與功名。

一旦沒了科舉的機會，等于要了他們個人和整個家族的命。

所以，朱由檢為催繳稅銀所行的政策不可謂不嚴厲。

蔣德璟、張鳳翔等大明帝國核心層的官員都不是江南士族體系的官員，所以，也都沒有阻止朱由檢對這些江南士族如此嚴厲。

因此，很快，朱由檢的旨意就以內鈞旨的方式下達了下來。

李巖得了王命后立即傳見了應天巡撫左懋第，令其立即追繳所轄各府州縣所欠稅銀。

為了大明帝國的行政制度更加有序。

朱由檢將大明現有的統治區(qū)分成了若干省，各省設總督與巡撫，總督統管軍政，而巡撫則主要負責民政。

與后世的各省省0委記與省長類似。

而江南則因為最為發(fā)達，是大明核心統治區(qū)，又是稅政改革的重點地區(qū)，所以，江南沒有設總督，江南各地區(qū)受大明中央朝廷直接管理。

但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朱由檢還是分設了應天、蘇淞、浙江、淮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