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諸位尚書對變法‘變不變’沒有疑惑，那么最后一個話題，則是變法‘怎么變’。”道衍平靜開口道。

在場沒有傻子，當然明白道衍這句話里“怎么變”的含義，絕不是對《變法八策疏》的內容進行調整，而是在問，從何處、何時、何事著手變法。

這無疑是一個頗為令人頭痛的事情。

懾于朱棣的強硬態度，一開始以蹇義為代表的部分尚書們，不得不將問題引導到變法的關隘之處，也就是“能否扶持出新的階層”上面。

以此，作為委婉表達不贊同觀點的一面擋箭牌。

但隨著道衍掏出了姜星火的那封《哲學通信：異化、新貴族與大明未來社會各階層精神分析》，已經完滿地對此做出了解釋，為更化變法了打碎這面擋箭牌的關鍵武器。

但保守，或者說代表著士紳階層利益的部分尚書們，依舊在竭盡全力地、用盡自己的所有廟堂智慧，來通過各種有可能的疑難問題，給更化變法的決策造成一些阻礙。

雖然他們都很清楚，在永樂帝的強勢面前，這只不過是他們表達態度卻又徒勞無功的努力罷了。

事實上，之所以道衍如此果斷地出手。

就是認準了敵我力量對比，在此時對己方是最有優勢的。

而道衍做出這個判斷的原因，也很簡單。

便是姜圣曾經說過的那句話。

“因為大明不可能永遠重復開國和靖難，但卻必須重復每三年一次的科舉。”

眼下靖難之役剛剛結束幾個月，正是潛在的更化派力量最為強大的階段。

這里所謂潛在的更化派，其一，指的便是有意于通過更化在廣袤的海外讓子孫后代持續獲得軍功的勛貴階層。

對于軍功的渴望，不僅僅局限于靖難新貴。

靖難新貴們，肯定是不希望以后無仗可打的，因為還有那么多的侯伯等著當公爵呢，又有那么多的中高級軍官等著封爵進入貴族階層呢。

但除了靖難新貴，在靖難之役中一敗涂地的以洪武開國勛貴為主體的南軍將領，也同樣渴望通過獲取新的戰功來重新崛起。

難道李景隆、徐輝祖、平安、盛庸等等南軍將領，就甘心一輩子背著敗軍之將的名頭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再打一次靖難不可能，如果真要征伐漠北，恐怕也輪不到他們撈功勞，而出海作戰，便是他們另一片新天地了。

其二，則是廣大的北方中小地主階層出身的北地文官。

這里可能會有一處疑惑，那便是為什么是“中小地主”？根由便在于，北方，尤其是幽云地區，數百年間先后歷經遼、金、元三朝，漢人地主階層固然是異族借以統治該地區的主力，但地主階層的延續性卻非常差，因為漢人地主只要做大，就會被異族政權當做重點防范對象，予以打壓。

除此之外，異族向來有跑馬圈地的習慣，不論是契丹人還是女真人亦或是蒙古人，都在北方劃分占據了大量的田地，輪不到給漢人地主留下多大的田地。

但與此對應的是，北方的中小地主，延續性卻非常好.異族必須借由這些地方勢力統治基層，而這些地方勢力又偏偏無力對異族造成威脅，所以異族常常采取類似于“包稅制”的寬松政策對待北方的中小地主。

而北地文官，與南方士紳階層出身的文官，雖然在屬性上都是地主，但不論是利益取向、價值認同、文化導向，都是截然不同的。

靖難時期，燕軍賴以維系占領區統治的，恰恰是以北方中小地主階層出身的北地文官為核心，組成的官僚系統。

而有著從龍之功的北地文官，理所當然地有與之匹配的廟堂訴求。

燕王沒當皇帝的時候，我們進不去朝廷核心，朝廷就是“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燕王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