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對于楚國而言乃是家常便飯，甚至對于這個時代的所有國家都是家常便飯。

這里有個值得一說的問題。那就是世人可能都以為一百年之后的戰國時代那打起來才叫一個激烈。

可實際上呢？

春秋三百年，至少發生了四百多次戰爭，全年無戰事的和平年代僅有三十八年而已。而戰國兩百多年，卻發生了兩百多次戰爭，全年無戰事的和平年代卻有八十九年。

或許還有人會說，春秋和戰國的戰爭規模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而最讓人津津樂道的莫過于長平之戰的四十多萬趙人被坑殺。但其實呢？

要知道戰損這一概念，放在春秋和戰國，其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在春秋，多殺人那叫暴虐。況且對對于雙方將領而言，并沒有直接利害關系。

但如果一旦要描寫楚國暴虐的時候，譬如邲之戰，所謂“舟中之指可掬也”，而三年后的楚國圍宋，更是描寫其“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如此說來，其慘烈程度那是完全不輸后世的。

可見，戰爭慘不慘，關鍵看文宣。

而到了戰國時代呢？多殺人反而成了可以大肆宣揚的好事來。因為，人頭就代表了軍功，就代表了爵位。而且，同時也是對別國也是一種恫嚇。

可以說，戰國時期的弒殺成性、虛報軍功，確是軍功爵制度下的一個副作用。

總而言之，春秋時期的戰爭，無論是其規模大小，亦或是戰前動員，其實與后世也并沒有什么兩樣。

所以，這一次楚國要以舉國之力攻打鐘離，卻讓楚國上下都是提心吊膽的。且又顯得是有些怪異。

這很奇怪嗎？

不，并不奇怪。

因為按照楚人彪悍的性格，他們從來不怕打仗，甚至喜歡打仗，喜歡在戰場上橫掃六合，馬革裹尸的波瀾壯闊的景象。

所以，這一次攻打鐘離，楚王特委任令尹薳罷為帥，將軍薳泄，監軍伍舉，起兵五萬前去征討。

有人會說，才五萬人，這也不算多啊，當初平丘之會上，晉國韓起隨隨便便用來閱兵大游行的士卒數目都高達三十來萬。

所以，區區五萬人的動員，也值得楚國人這般提心吊膽？

若只是動員五萬人前去攻打鐘離，當然是不值得楚國人提心吊膽的。

可是，除了在鐘離正面戰場上的五萬人外，楚王卻幾乎還動用了楚國所能調集的全部兵力，并是大肆部署了一番。

江淮群舒一帶，為防守吳國再一次趁機偷襲，楚王已是調兵三萬前去駐守巢邑。

而在北面，為了防止晉國趁虛而入，楚王又調集了十萬大軍駐扎在申縣，一旦北方有變，這十萬大軍便能夠阻止晉國趁機侵入楚國腹地。

另外還有于各處駐防的，對付百越、百濮的近十萬人，以防止他們那些蠻夷會借機起事。

再加上如今前往討伐鐘離的五萬人，楚國的近三十萬大軍幾乎是同時被調度了起來！

而這難道還不足以讓楚人提心吊膽？

有如此之多的楚人士卒都投入到了備戰或者是后勤當中，這對于整個國家的資源消耗那是極大的。所以，楚國上下自然是陷入了一陣極為緊張的氛圍當中。

因為誰都知道，這一仗對于楚國而言是意義非凡的，楚王輸不起，他們這些楚人也更輸不起。

至于氣氛詭異，其實主要還是因為楚國國內的一些守舊貴族，想趁著此次楚王大舉用兵的用度而趁機貪腐一把罷了。

權貴貪腐，這在春秋時代，幾乎是每個國家都曾出現過的情況。

而至于楚國國內的貪腐現象，卻是顯得尤為的嚴重。

這卻又是為何呢？

原來，這是由于楚國當時的特殊體制所決定的。

像楚國的那些個高官，例如令尹，縣公之類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