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開始復蘇，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最早感受到這股春意的應該是那些頑強的野草和溝塘邊的柳樹。它們像是大自然的使者，用嫩綠的葉子和柔軟的枝條向人們傳遞春天的信息。隨著車輛的前進，窗外的景色不斷變化，但那份生機與活力始終伴隨著他們。

王偉江一回到縣委大院，剛踏進辦公室的門，夏子偉便匆匆走過來，輕聲說道：“王市長，半小時前李縣長打過電話來，詢問您是否已經返回，如果您回來了，請告訴他一聲，他說有要事找您。”

這句話看似簡單，實則蘊含著微妙的含義。夏子偉的言外之意是，想了解王偉江此刻是否還有其他事務需要處理。如果有，他會等待王偉江處理完畢后，再通知李縣長前來。這種做法體現了典型的機關文化——下屬可以向領導匯報事情，但絕對不能擅自替領導做出決定，否則便是大忌。因此，是否要立刻請李縣長過來，這個決定權應該交給王偉江本人。這既是一種規矩，也是一種常識，但這類規矩和常識并不會出現在教科書之中，只能依靠個人在實際工作中的觀察、理解與感悟。

當然，這也與儒家文化對中國人的深遠影響有關。看破不點破，表達意愿時往往含蓄而婉轉。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占據著重要地位，強調和諧、平衡和適度。這種觀念深入到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中，使得他們在處理事情時往往追求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點。因此，在面對復雜問題或沖突時，中國人更傾向于通過協商、妥協和尋求共贏的解決方案來解決矛盾，而非采取極端手段。這種中庸之道的思維模式體現了中國人對于和諧社會的向往，以及對于避免過度沖突和矛盾的重視。

”你請他現在就過來吧。″王偉江道。

大約一刻鐘左右，李建國來到王偉江辦公室，王偉江起身示意他坐在自己對面的椅子上，”什么事啊這么急？"王偉江問。

”我們倆不在市里開幾天人代會嘛，去年下半年我們跑到省里各廳要的那些錢現在都到賬了，你說怪不怪，我感覺省里錢特好要。"李建國道。

“是嘛？那省里幾個廳還真給我們面子，有可能他們是看我們沂水縣太窮吧，動了憐憫之心，所以就把我們所要的錢都批了。”王偉江一臉笑意，心里跟明鏡似的。實際上，他清楚得很，這些錢之所以能夠順利批下來，并非因為沂水縣的貧困狀況引起了省里領導同情，而是完全得益于他那位有權有勢的老岳母。她的影響力和人脈關系，才是這筆資金獲批的真正原因。王偉江深知，若沒有這層關系，就算他們住在省城，也未必能要到一分錢。然而，他并未將真實情況告知李建國，只是在心中默默感慨著權力與關系的重要性。

”這錢都批下來了，你看怎么分給各鄉？″李建國問。

“這是你們政府的事，你們自己決定就好，我不過問。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要嚴格按照規定的程序來執行，不能有任何疏忽和違規操作。同時，監督機制也要緊跟其后，確保整個項目的進展都處于有效的監管之下。絕對不能出現工程完工后，卻有人因為貪污腐敗等問題而倒下的情況，那樣可就成大笑話了！我們必須保證每一分錢都用在了刀刃上，讓老百姓看到實實在在的成果。”他嚴肅地說道。

”那就按報告上寫的來分吧，以哪個鄉申請的錢就分給哪個鄉，實事求是，不偏不向，免得到時都來找要錢。″

”哈哈哈，沒錢時愁得想要錢，可錢要來了又愁怎么分錢，做人真難。"王偉江笑著說。

“是啊！如果大家都沒錢，那心里就平衡多了，但要是到時候只有一個鄉分到錢，其他鄉卻分不到，那肯定會引起軒然大波啊！畢竟都是一樣的鄉，憑什么有的有而有的沒有呢？這不是明擺著不公平嗎？難道他們是親生的，我們就是抱養的嗎？”李建國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