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召開御前會議之前就有人私下里議論袁可立出現在蒙自的行蹤，從錦衣衛到通政司再到司禮監，恐怕就要經歷一場大清洗了。

挖地三尺也得找出是誰暗中偷看了必須由皇帝當著通政使親啟，并同時抄錄副本的緊急公文。

好在皇帝絕口不提有人偷看公文的事兒，這讓在座的諸位大臣全都松了口氣。尤其是左通政使劉宗周，差點沒背過氣去。這要是真有人偷看了公文，不管是不是從通政司泄露的，他都是第一個被懷疑對象。

“陳用賓在任上時連續給朕發了三份奏折，所說的都是同一件事，緬甸不穩，邊境吃緊！

他在云南巡撫任上干了30年整，從朕繼位以來幾乎年年向朝廷要兵、要餉。每次看到來自云南的奏報，朕心里都會怦怦跳，生怕再生事端。

在朕的心目中云南要比遼東更棘手，選擇安撫，各地土司們拿了錢糧短時間內相安無事，花光吃光后又會變著法兒的再向朝廷伸手索要。

選擇彈壓，派兵少了無濟于事，派兵多了一哄而散，隱匿于山林之間難以找尋，白白耗費錢糧起不到任何作用。

以往有北虜、建虜羈絆，朕縱有萬般不甘也只能壓在心底，每年撥出錢糧去填這個無底洞。眼下終于騰出手了，豈能再受此般窩囊氣。

改，必須要改！三江之內宜流不宜土、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的說法已經過時了，袁可立去云南的第一要務就是改土歸流。

眾位愛卿幫朕議一議，要如何做才能幫袁可立完成改土歸流的重任，同時還要讓效果長久。最好是徹底改過來，不要時常反復。”

但皇帝接下來說的事情同樣很沉重，改土歸流。簡簡單單四個字，其背后所蘊含的變化極其復雜，稍有疏忽和算計不到，或者偶然加意外，就可能引發一場騷亂乃至叛亂。輕則禍及一村一寨，重則糜爛數個州府。

“臣以為若要長治久安唯有雙管齊下，由陸軍鎮之，由新政撫之，方可奏效。只是臣對云南風土人情知之不多，無法詳述。”

土官、流官都是官，做為吏部尚書肯定責無旁貸。袁應泰也不等被點名了，主動起身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原則上支持皇帝的意愿，誰來當家也不想有人成天搗亂還不聽話，可確實不太了解云南的情況，想幫忙也無從提起。

“袁尚書所言極是，臣等平日里有所疏忽，對云南知之甚少、知之甚少……”

吏部尚書率先表態了，內閣首輔葉向高硬著頭皮也得起個表率作用。可這件事來得太過突兀，沒時間做功課，根本提不出什么有價值的建議，只能隨著一起打馬虎眼了。

“事發突然，諸卿沒有準備情有可原，不必自責。朕這里倒是有個辦法，說出來大家議一議，看看能否可行。”

看著桌邊一圈大臣全做委屈茫然狀，洪濤也不惱，反倒替他們開脫了起來。然后話鋒一轉，把征求解決辦法變成了討論辦法是否可行。

沒錯，洪濤找朝臣們來開會根本不是集思廣益，而是走個過場。在他心目中，這些人、包括袁可立和袁應泰，在有些問題上是無法給自己啟發的。不是他們笨，也不是他們惰政，而是時代局限性。

所以想做某些事時最好不要問他們能不能做，而是該做好計劃之后讓他們來挑一挑漏洞、補充補充細節，順便統一下思想，就可以開干了。

“朕翻看過近百年的案卷，發現九成九的騷亂都是由各族引起，理由千奇百怪，有時候因為一頭牛的走失或者一場婚事也能讓兩家土司刀兵相向。

之所以造成此種狀況，朕以為原因有三。第一，他們太閑在了！有道是閑人生事，如果再缺乏律法管束，一句不和鬧出人命也就不稀奇。

第二，他們太窮了！和云南的漢人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