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半截眉騎著自行車離開，林朝陽也騎上自行車一路往東拐了兩個彎，來到棉花胡同。

進了院子，他先將剛才收的東西放好。然后熟練的點著了正屋里的土鍋爐，等爐膛內的火勢旺了起來，他出門上了公交車往火車站去，林二春老兩口今天中午的火車到燕京。

在火車站前等了一個多小時，林朝陽接到了提著大包小包的林二春夫妻倆。

“又拿這么多東西干嘛，我們這邊什么都不缺。”

“不拿放家里一冬天不也放壞了嗎？拿點東西就你話多?！?

林二春語氣不耐，他本來都不打算來燕京了，奈何林朝陽一封又一封信的催。

“你看你這個態度，讓你來燕京是來享福的，又不是來遭罪的，別想著地里那點事了?！?

1978年的12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的一個夜晚，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18個農民相聚在茅草屋中，寫下一紙字據。

字據寫道：我們分田到戶，家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們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然后他們以慷慨就義般的勇氣在字據上按下17個紅手印和3個印章，代表全隊20戶人家。

在1978年，這個舉動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是一個勇敢的甚至是偉大的壯舉。

次年，小崗村打谷場上一片金黃，經計量，當年全隊糧食總產量達到了66噸，相當于全隊1966年到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充分體現了分田到戶的優越性。

很快，小崗村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便傳到了省里一把手的耳朵里，并且獲得了高度認可，被官方媒體廣泛傳播。

但決定中國農村改革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風順的，盡管有小崗村的成功案例在前，這兩年國內關于是否要分田到戶始終沒有定論。

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對于這個可能影響中國未來改革發展走勢的決定都是慎之又慎。

直到今年下半年，積蓄了兩年之久的風似乎一下子猛烈了起來，各種媒體上關于“分田到戶”、“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制”的討論甚囂塵上，民間的反響也極為熱烈，多個地方大員也在官方媒體上公開發聲支持改革。

這一切都在預示著，這場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農村改革似乎迎來了開花結果的命運。

最近這一年，關于分田的消息傳的沸沸揚揚，地處偏僻的小楊屯也被這股風刮的飄飄搖搖，社員們根本無心勞動，見天兒的研究著分田的事。

林二春當了快二十年的生產隊長，自然是不希望發生這種變化，可在這種國家大事中他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啊。

當了快二十年的隊長，林二春第一次產生這種深深的無力感。

好不容易把今年的秋收熬完了，也不知道明年開春是個什么章程，偏偏林朝陽這個時候催著他回燕京，林二春自然放心不下小楊屯的事，心煩意燥。

聽著林朝陽的話，他氣咻咻的說道：“甭以為你現在出息了！沒有生產隊，沒有集體，你能長成現在這樣的大作家？”

林朝陽被他數落兩句，無奈的看向張桂芹，“咋了這是？”

“別搭理他。知道的以為他是個生產隊長，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國家zx呢。”

這幾個月，林二春躁動的像頭驢，張桂芹沒少跟他生氣，來了燕京有兒子撐腰了，她現在可不怕。

一路吵吵鬧鬧，坐上公交車好一會兒，林二春注意到窗外的景色，問道：“朝陽，這不是去伱們家那條路吧？”

“咱直接去棉花胡同，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