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初，絕大多數中國人依舊迷信國營、集體的廠子，認為端上鐵飯碗這輩子不愁吃穿。

許多城市待業青年干著個體戶的同時依舊在聯系工作，一旦有了指標，十有義無反顧的去工廠上班。

原因很簡單，社會上瞧不起個體戶，干個體的小伙子哪怕有點錢也難找對象。

廠子的效益有好有壞，但凡出現那個廠子紅火了，獎金、福利高了，有路子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各顯神通，調進。

不少廠子就是因為調入的關系戶太多，應了“花無百日紅”的說法，嫣兒了。

錢國棟以前就善于上下活動，他當然知道廠子紅火了會面臨什么，但是他會用這些人情換取利益。

這里的利益是雙關的，包含集體利益也會存在個人利益。

用得好了，廠子會更加紅火，過了頭，惹禍上身不可避免。

但是只要堅守一條底線，不拿任何人的現錢，做到適可而止，坐牢還不至于。

錢國棟每次從廣東回來都會找黃道舟父子聊聊，黃瀚一直叮囑黃道舟和錢國棟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

不是要求他們苦著自己，而是要求他們膽子大一些，只要廠子效益好，厚著臉皮給自己定最高的工資，用不著考慮悠悠之口，萬萬不能搞變通，提高自己的收入。

這方面黃瀚有經驗，因為在九四年公司法出臺之前，黃瀚的單位就被查過，逮了幾個。

那時認定企業領導人、經營者貪墨兩千塊錢就可以判刑一年，但是哪怕簽字拿走了幾十萬工資、獎金，屁事都沒有。

有些廠長、經理就是犯了傻，明面上的收入和職工差不離，私底下拿了不少錢，最后東窗事發鋃鐺入獄。

黃道舟走承包經營的路子肯定能夠做得到公私分明，錢國棟的“陽光電器廠”是縣里重點扶持上馬的項目之一，暫時不可能承包給誰。

因此黃瀚每次都提醒錢國棟，哪怕送人家兩條煙都要打白條子拿去廠里報銷，萬萬不能搞出糊涂賬，到了最后說不清。

黃瀚這也是提醒錢國棟，拿錢可以直接打白條子注明理由，檢察院反腐時查賬，這種條子都是承認的，不會計算為非法所得。

……

晚上放學的黃瀚回到“事竟成飯店”時，發現張吉生已經站在門口望眼欲穿了。

他一見到黃瀚就樂滋滋迎了上來，問道“黃瀚有沒有拿到自行車票啊？”

黃瀚淡淡道“你準備買二六型還是二八型的？”

“乖乖隆地洞！真拿到了？我當然要二八型的呀！”

黃瀚隨手拿了一張自行車票遞給他，道“‘永久牌’的，滿意嗎？”

“我滴個乖乖，是‘永久牌’呀！太好了，我滿意。滿意得不得命呢！”

張菊生、程云霞、秀兒幾個都圍上前看張吉生手里的自行車票，黃瀚干脆又拿出兩張道

“我認為給舅舅也買輛‘永久牌’二八型蠻好的。秀兒姐，你喜不喜歡‘鳳凰牌’二六型自行車？”

“太喜歡了，你給我的是不是呀‘鳳凰牌’！”

“當然，拿到的幾張自行車票沒有雜牌子，都是鳳凰、永久。”

過了年十九歲的張玉蘭心里急呀！

她才拿了五個月工資，花了一些錢添置了兩雙解放鞋和幾件衣服，也給父母和兄弟妹妹買了解放鞋，手里只有一百零三塊錢。

她同樣渴望擁有一輛自行車，每一次逛商店都會去五金公司看自行車，她知道一輛車要花一百七八十塊，還必須有指定牌子、型號的自行車票。

張玉蘭知道自行車票難搞，也知道過期作廢，她太想開口要一張自行車票，可是買車的錢還差七十多塊錢呢！

秀兒、玉兒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