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楊這種堅定的打破知識壟斷的作風，造成士紳豪門對帝國和徐世楊的看法兩級分化很嚴重。

而且很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地方風評很好的耕讀世家，對徐世楊的看法通常都不太好。

然后就是那些命運與前朝息息相關的前周勛貴——比如金陵四大家族這樣的。

相反，曾經在地方上風評不太好，甚至很不好的單純地主、財主（就是家中缺少功名的那類人），對帝國的看法還不錯。

因為打破知識壟斷對他們也有好處——以往他們這些沒有功名的土財主也是士紳歧視的對象，官府養的肥豬。

普及初級學校后，他們的子孫也不用為了躋身士紳階層，到處求人拜師了。

這意味著他們的上升渠道也拓寬了。ii

而且，對土財主們來說，最重要的東西其實是他們的財富，而在帝國，機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土財主們發現，哪怕把佃戶的高利貸全免了，帝國也會給他們更多發家致富的出路。

有點冒險精神的，可以投資雨后春筍一般不斷冒出來的工廠、農場。

只想著過安穩日子的，可以買國債吃利息。

甚至不舍得那點田地，保守到連國債都不信任的，也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買些扶桑奴、交趾奴之類，在自家土地上勤勞耕作——奴隸簽死契，在官府地位等同于大牲口，用起來比雇傭佃戶舒服多了。

當然，最后這種人很少，更多的人，是選擇做兩手準備——一方面購買幾個奴隸照料家中祖田作為退路，另一方面把余糧余錢投資工廠或國債，爭那一份發財的機會。ii

綜上所述，不管是底層平民還是社會地位稍高一點的自耕農、財主，之前對帝國持負面態度的，其實只有那些習慣以武犯禁的俠，和喜歡以文亂法的儒。

而《周史》案之后，有些輕俠和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有些坐歪了的儒士反而對徐世楊和帝國有了一些好感。

對俠客們來說，徐世楊那個對漢人寬大處理的批示，讓他們覺得徐世楊這個人至少不是個暴君，那種想象中的暴君橫行暴斂、欺壓良善的場景，至少在漢人中不會發生。

那么，他們對抗朝廷，為民伸冤，就成了自以為是。

人就是這樣，不管事實如何，若是認定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那么他做多少沒下限的事都是正常的。

但若是正好相反，那么人做事的信心和決心就會崩的十分夸張。ii

一個例子華夏古代的漢奸軍隊，通常戰斗力都不低，因為他們是為自己的榮華富貴而戰，異族能夠給他們燒殺搶掠的機會，他們就認定這是正當的。

徐世楊前世的兩個韃子政權都是以本族為核心，漢奸為主體的組合式軍隊。

但近代民族主義覺醒以后，為異族服務的漢奸軍隊就成了弱雞的代名詞，不僅僅是華夏，在別的國家也是類似，偽軍就沒有一個有戰斗力的。

轉回話題，到1798年底，隨著《周史》案和大理刺駕案的結案，以及帝國強大的宣傳機器對徐世楊的吹噓，除了因為自身利益被帝國徹底剝奪而反帝國的少數人外，真正還在質疑帝國合法性的漢人已經很少了。

而且，那些一意反對帝國的輕俠和儒士，大部分也發配到邊疆塞外了。ii

在那里，他們沒有選擇，只能支持帝國。

原因很簡單，塞外異族可以給他們最好的，也不如帝國給他們最差的。

……

共和1798年，帝國先后流放了近十萬人，秦國、晉國、楚國等內屬親王國，以及遼東、漠南、大理等新編省份都分到不少。

這些人將成為維持邊境安寧的基礎，使得這些地區無論文治還是武功，都能上升到一個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