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部分外出務工者因為職業感到羞恥。梁鴻在西安考察時遇到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沉默異常。要么不說話，要么就是和坐車人或不相干的路人吵架，拒絕與梁鴻交流。那雙憤恨的眼神，令人記憶深刻，他憤恨父輩與“我”交談甚歡，也憤恨處于這樣一個職業之中。而這一切都來源于羞恥，他為他的職業和勞動而羞恥。產生這羞恥感的原因，大概源于以下幾點一是這一職業本身的地位低下，在這個城市并不受到尊重，給他帶來一種公開的被羞恥感，仿佛農民工的存在就是不那么光明正大，而應該受到嘲諷。二是他還年輕，充滿著對生活的不理解，對于眼前困境的無能為力讓他怒恨。他不想成為父輩們那樣在城市卑微的存在。他羞恥于父輩們的自嘲與歡樂，他拒絕這樣的放松自輕自賤，他想通過外在的冷漠掩蓋內心的自卑羞恥隔絕外面夢幻與他不相干的世界。

試圖接納新思想，尋求解脫。梁鴻在遇到韓建升的時候，便被他的外在氣質所吸引，“憂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種主體意志的形象。”[1]他是城市的“孤獨癥患者”，在這個城市里處于半懸空狀態，微薄的工資，難以成家。可他來參加“工友之家”企圖打開自己適應這個社會，這是一個孤獨與疏離的時代，如韓建升一樣的人外出務工者，企圖在精神匱乏的時候打破現實的圍墻尋找一個出路，拼湊完整的人生。

二、梁莊外出務工者生存困境原因

（一）城市的排斥

梁莊外出工作者進城本身就是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與城市顯現出各方面的不相和諧。“城鄉二元化戶籍制度作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排斥的基礎，直接造就了農民工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方面的制度性排斥，使農民工不能在城市中得到應有的接納，從根本上阻礙了農民工融入城市。”[10]沒有制度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農民工始終難以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在西安以蹬三輪為職業的群體，他們的工作沒有保障，容易與別人起沖突，“黑市容”厲害的時候外出務工者即使送禮也避免不了被擠車罰款的命運，與其他三輪車人沖突，打群架是常有的事情。公交車也會擠三輪車，將其往邊上擠，本地人瞧不上開車的也會開罵起來。這些都是這一工作甚至這一群體不被城市所接納的具體表現。這一職業也成為城市發展的阻礙和最想解決掉的問題。在報道上可以看出對于三輪車這一職業的態度，“三輪車夫耍賴致交通癱瘓了三小時”[1]40一個簡單的報道，卻顯現出這一職業與這個城市有多么的格格不入。即使他們只是想在這個城市謀求生計，獲得生存的基本物質，卻不可避免的與這個城市產生摩擦被城市排斥顯得格格不入。

青煥在去工作的途中，被當地的車撞倒腦震蕩，人已經無法生活自理，需要不間斷的藥物供應才能維持生命，一直打官司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外出務工者在基本的權益方面沒有保障，在外面出現了意外也很難受到公平的對待，更多的是無奈和痛苦。

城市在發展，而梁莊務工者處于一個被動的地位，選擇在城市立足，就要跟隨城市快速的節奏，要成倍的付出才能勉強維持在城市的生活。他們的生活軌道，因為進入城市而發生變化與原先生活的農村發生割離，而且另一方面他們在融入生活城市生活之后，又以城市的變化與自身結合的姿態出現。是不完全的城市者，更像是城市的邊緣者。

當地人的排外

城市的飽和度已經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程度，務工者進來會引起一定的人員變動，資源分配改變。當地人會產生一個排外的態度。進城務工者大多都經歷過當地人的排斥和冷漠態度。這讓他們感覺尊嚴受到了侮辱，同時權益也無法受到保護。此外，城市里快節奏的生活與他們本來的生活格格不入。在內蒙古的朝俠說難的時候自殺的心都有了，透露出對剛進城市狀態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