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中元三年九月，皇帝下詔，特命太學之內新設一科，謂之“刑名學”。以《韓非子》為根基，《公羊春秋》為佐輔，嘗試重新構建并完善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

法是指健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由于漢初的學風開放，太學內開始教授以韓非法家為根基的刑名學并未引起保守派勢力的過大反彈，畢竟《韓非子》乃是黃老學派崇尚的道法五圣經之一，原本就極受漢初統治階級的追捧。

其實自高祖劉邦已降，包括文帝劉恒，景帝劉啟和賈誼，晁錯之類的重臣，都是法家學派的忠實擁躉。即便是保守派的標桿竇太后，都沒有對太學內新設刑名學提出異議。

反倒是朝野上下的諸多大儒如喪考妣，只覺失望不已。在他們眼中，公羊學派雖同屬儒家，卻一貫主張“微言大義”之術，只會根據自身的需要，肆意注釋甚至曲解孔夫子原本仁德寬宏的理論，乃是儒家中最為叛逆的流派。

如今大儒們眼見公羊學派不但被朝廷重視，還甘當法家之佐，大有融入黃老之學的態勢。對于一直以儒門自傲，孔子獨圣的不少腐儒而言，公羊學派此舉無異于欺師滅祖。。

即便是公羊學派內部，也產生了極大的。以董仲舒為首的實務派，長久來一直堅持貶低道法學說，試圖扭轉統治階級高層崇尚黃老之學的理念。如今面對胡毋生為首的理論派要“叛變投敵”的惡劣行徑，自是極為不屑和憤慨的。

然而景帝和太子劉徹面對如此情形，不怒反喜。尤其對于劉徹而言，能讓原本看似鐵板一塊的儒家產生巨大的內部，是極為有成就感的。

儒家的理論是華夏民族最為適合凝聚民族精神，傳承民族文化的載體，但也是極容易產生自負傾向的一種理論體系。在儒家學派中，開放和封閉兩種極為矛盾的體系一直相互糾纏。令人遺憾的是，在前世，隨著華夏民族保持了兩千余年的強盛態勢，儒家學派逐漸目空一切，鄙夷任何較弱勢的民族及文化，甚至導致數次被“蠻夷”所制，卻始終未曾醒悟，實在可悲可嘆。

劉徹如今所作所為，就是想敲破儒家學派極端自負的心理，讓他們承認儒學不過是諸子百家中的較大學派，并主動融入恢弘而的華夏文化之中。在當代大儒真正醒悟，并痛改前非之前，劉徹并不會嘗試提升儒家的地位。歷史上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教訓實在太過深刻，令劉徹對頑固的腐儒們極為忌憚。

作為大漢帝國的掌舵者，景帝劉啟更是對太子劉徹提出的“曲線糅合”理論極為贊賞。畢竟儒家所崇尚的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理論，早已讓他垂涎三尺。只是忌憚保守派勢力的反彈和出于自身對儒學本能的防備心理，一直以來他只是徐徐圖之，嘗試著逐步提高儒生在朝廷上的地位。

劉徹提出先在太學設立刑名學，用以嘗試糅合儒法兩家學說的構想，不由讓景帝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以黃老之學為根基，又能將儒家這根鮮嫩枝干嫁接上去的良方。

對于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在皇帝陛下大力推動，而朝堂幾大派系又沒有過激反應的情況下，自然是政令暢通，辦事效率極高。

公羊學派宗師胡毋生被拔擢為博士仆射，位居博士之首，地位僅此于太學祭酒衛綰，相當于后世的教育部副部長兼社科院首席院士。

其淄川公孫弘、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之呂步舒更是一步登天，盡皆從一介布衣被破格錄為太學博士，謂之公羊五士。公羊理論派在大漢整個教育體系的實力一舉超越了公羊實務派，更遠超儒家諸多流派，成為當今聲勢最大的儒門學派。

可以說，胡毋生乃是漢初首位被真正重用的儒生，可謂執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