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的協調，建筑材料也是以自然之中的石頭和木頭為主，即使所用的磚瓦是經過人工燒制的，這些磚瓦時間長了也可以再轉化為土；衣料采用獸皮、棉麻、蠶絲之類的東西；文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一直沒有改變過。這一切無不體現著崇尚自然的精神。

華夏文化的“文”在經典之中，而“化”則把經典與現實聯系了起來，至于“化”的成果卻彌漫在與人有關的所有事物之中。

“文”是“化”之本，“化”是“文”之用。華夏文化之“文”經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時代而由孔子集大成，《孟子·萬章下》說“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

由此而使華夏之“文”確定下來，成為“天之經、地之義”，“文”也就成了“化”的依據和原則，“化”的方法很多，“化”的范圍幾乎無所不至，因此，華夏文化不再對“化”的范圍加以詳細區分，因為分不勝分。

但是，西方“科學”是追求“分析”的，因此，有了各種各樣的“文化”，比如“喪葬文化”、“飲食文化”、“建筑文化”、“廁所文化”等等，幾乎沒有什么不是“文化”了。

如果按照華夏文化的“文”來看待西方文化，那么，他們的“文”是什么呢？因為西方文化的前提預設是“天人相分”，因此，純粹天然的東西只是“物”，只是“客”，所謂“客觀”也就是把這些“物”作為“人”的“客”去努力保持其本來面貌，

也就是力求保證其“真”的程度，所以，“客觀”是把“人”于“物”連接起來的橋梁。

“人”對“人”與“物”加以分門別類、條分縷析，然后產生了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因此，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是“人”的認識的產物，都帶有“主觀”的特征。在“主”、“客”兩分的過程中，“人”成了“主”，而“物”成了“客”，而且在主客之間，沒有華夏文化中“賓至如歸”的觀念，它是“主是主，客是客”。

在這里，“人”是站在“主宰”位置的，所有的“物”都是“為我所用”的，一旦不能為我所用，便要改造或者消滅。我們可以說，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成果便是他們的“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科學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他們的“文”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除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成果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文”之外，還有一項，那就是宗教的經典。

在西方的宗教信徒來說，似乎上帝是不能被懷疑的，是超越于人與物之上的，但是，看看西方宗教（基督教）的演化過程，就可以知道，《舊約》的上帝耶和華信仰，到了《新約》之中已變成了“圣子”耶穌信仰，另外還有信仰“圣母”瑪利亞的，雖然說“圣父、圣母、圣子”可以“三位一體”，但是，這種信仰也像“科學”一樣“分門別類”了。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像“科學”一樣，使宗教信仰也要“不斷創新”了。因此，這個宗教性的“文”也只是相對穩定，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宗教信仰也是“為我所用”的。

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宗教信仰的各個方面，都體現著對“人工”的重視，這樣的“文”如何去“化”呢？他們把天人分開，認為天地萬物不是“人”的一部分，而是“人”之外的、可以用智巧加以利用的東西，所以，他們格外重視技術發明，因為技術水平越高就獲利越多。他們把神人分開，所以，有了政教分離，在政治上講究政府與公民之間簽訂“契約”，在宗教上講究上帝與信徒之間簽訂“契約”。

有了這樣的“契約”才能保證各自的權利。他們說“人性惡”，所以用上帝、耶穌的神圣性來誘導人們去追求“博愛”，因為博愛可以人人獲利；用法律的強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