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成。但是憑著人口以及土地面積的優勢，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沒有進行工業革命，就不可能成為咱們的對手。再說就算要發動工業革命，也是咱們占著先機，如果大量產業工人下崗了，還可以將他們引導到向世界殖民的路線上去，北邊的西伯利亞，另一個半球的美洲，還有穿越者垂涎三尺的澳洲等等，也不用擔心所謂的國際法，誰的拳頭大法律就由誰制定。而且在醫療條件不夠發達的時候，中國人不可能增長到十三億這個數字。

“可是照你這么說，增加商稅不是反倒會打消人們經商的積極性嗎？”沒見過什么叫民經商的皇帝自然會有此一問。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小販一個月能賺到五兩銀子，你就是收他百分之十的稅，他還能凈掙四兩五，養活五口之家不成問題，和務農比起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怎么保證能讓他將剩下的銀子都帶回家，而不是被貪官污吏地痞無賴給勒索呢？這就要看你怎么改造官僚機構了。說白了國家收稅和混混們收保護費是一個道理，收了錢就要為人家服務，讓正規勞作的人有個安心賺錢的環境。所以這項政策的敵人不僅是傳統官僚的惡習，還有各種以行會為名形成壟斷的民間組織，要做到只有官府一家說了算，任何人在資本市場上都要受到官府約束，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到時候大地主們看著商人眼紅，誰還會死抱著那么多的土地？”

姜田又開始在如何反壟斷以及怎樣促進市場競爭上費口舌，中間不乏一些后世的案例與總結，這些內容放在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關心社會變革的人都能說出來，只是皇帝本人不知道罷了，他的思維還停留在改革初期的各種扯皮上邊。所以姜田只能掰開了揉碎了耐著性子的講解一遍，他故意的沒有談市場競爭機制，也沒有提宏觀調控，這是因為在這個時空那些東西都太超前了，在民智還不足以監督社會的時候，那么搞只會讓事情復雜混亂，在一個擁有著超前眼光的政策制定者面前，就連基本保險措施都有點多余。按照姜田的設想只要國家機器按照既定路線發展一百年，至少能再次甩開歐洲兩百年，要是那時候的繼任者們還能將國家搞砸，那干脆也就不用提什么君臨天下了，直接暴力革命再次成立新國家算了。

他的想法很樂觀，但是一刀一槍拼殺出來的皇帝可不這么看，中國為什么總是有朝代的更迭？還不是因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生產力趕不上人口增長，然后各種問題積壓在一起集中爆發。真要是聽姜田的，說不準一百年后還真會社會動蕩，到時候科學技術當然還是咱們最高，但難免在內耗中元氣大傷，想想歐洲是怎么從世界中心的寶座上跌落下去讓美國撿便宜的。再想想法國人明明在歐洲有著天時地利人和，就因為那浪漫的革命主義精神，沒事就喜歡在家里搞革命，導致它一直都沒法達到英國那種成就。一切改革的關鍵是什么？人心！不先收復人心而強行改革，最后只能招致失敗。

身處的位置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也就不同，姜田屬于那種沒事瞎起哄的，反正干活的和負責的都不是自己，這一點張韜這個皇帝沒法效仿，但是姜田的作用還是很重要的，至少能讓國家的科技實力得到迅速提升，而且還能說出不少后世的經驗教訓，畢竟上輩子不是什么高端人才，所以看問題狹隘了一些。于是皇帝的心中已經對這個同鄉打了八十分的定位，屬于那種需要歷練的未來型人才。別看皇帝的商戰知識并不多，但是他敏銳地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隱患，那就是按照姜田的思路發展，龐大的生產力將會產生海量的傾銷品，但是世界有多大的消費能力？歐洲剛起步的資本主義？還是原始部落里的那些酋長？誰能吃下這么龐大的產能還滿不在乎？當年僅僅是貿易逆差就讓“大英帝國”動用了鴉片，這個時空就算是沒人能侵略中國，但是人家買不起你的產品該怎么辦？世界的財富集中到中國之后必然會導致貨幣貶值，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