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大國，靖康之變以前，每年就能生產(chǎn)漕船三千多艘，如今擴大了十倍都不止。這種沿海內(nèi)貿(mào)海船，載重量三千石以下，跑遠洋很危險，做內(nèi)貿(mào)很合適。在沿海地區(qū)每年活動的內(nèi)貿(mào)海船超過十萬，讓海運糧食、布匹這樣的大宗商品運費壓低到了貨價的十分之一左右。

這樣的低廉物流成本，已經(jīng)可以引導出很復雜的分工體系了。遼東的黃牛角、蘇湖的生絲，海州的魚鰾，溫州的竹子，通過水路運輸?shù)綋P州、齊州這樣的工商業(yè)城市，加工成弓箭又出口到遼東、草原，如果不是有低廉的運費，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廣泛的分工協(xié)作，跨州府的物資周轉(zhuǎn)，必須借助行政力量，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完全靠著商業(yè)渠道，制造出來的弓箭就能比官辦作坊還便宜，便宜到草原人自己都不制作弓矢了，造不如買。

海貿(mào)成本也在下降，明州一帶的佛寺用日本檜木建造廟堂已經(jīng)十分尋常，這在宋朝以前是無法想象的。

一提到中日古代溝通，普通人往往想到唐朝，想到遣唐使和大化改新。事實上宋朝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更大，因為宋朝跟日本的溝通，雖然沒有那么張揚，很少有官方活動，但是民間卻非常活躍，任何交流，一旦進入民間，就意味著規(guī)模成幾何倍增長。廣度和深度，是官方無法匹敵的。

所以李慢侯決定將新增稅收加在這些外貿(mào)船上，出港稅不能增加，但進港稅可以大幅度增加，每年進出東藩府控制的遼河港、旅順口、北河港（天津）、登州、膠州、齊州、海州、廣州等港口大海船，不下五萬艘，光是登州每年進出港的遠洋海船就不下萬艘，不但通往日本的海船大多走登州出港，往東洲貿(mào)易的商船也從這里出發(fā)。往南洋貿(mào)易的商船，北方走膠州，南方走廣州，尤其是廣州，每年進出的商船數(shù)量同樣是超過萬艘的。

夾在進港稅收上，主要是因為這更多能讓富人承擔稅收。這畢竟是一個工業(yè)前時代，海洋貿(mào)易更多跟奢侈品相關，尤其是宋國這樣的生產(chǎn)大國，大多數(shù)東西都不缺乏，需要進口的往往是真金白銀，這些大多是海商的盈余，向海商征稅，他們是最肥的的扛得起；除了金銀之外，還有香料、武士刀、倭扇、古玩、象牙、玳瑁、貓眼石，這些東西肯定不是為平民百姓準備的，進港商船帶來這些物品，那么向進港商船征稅，實際上就是在向消費這些物品的富人征稅。

每年進港的商船五萬艘，多收一千萬貫，每艘就要多收兩百貫，這可比現(xiàn)在的進港稅翻了三倍，從一百貫增加到了三百貫。雖然對于大海船動輒帶回數(shù)以萬貫計算的商品來說，這點稅收不算什么。但問題是，宋朝的海岸不都在東藩府手里掌控，東藩的港稅高了，會趕走進港商船，海商可以去上海，去明州脫銷。因此也不能加的太多，否則他們就不來了。

所以李慢侯只打算先加收百分之三十，也就是每艘進港船加三十貫錢，應該不至于讓商船離開舊有的商業(yè)渠道徹底東藩港口。這樣能增收一百多五十萬貫，遠遠解決不了困難。

對這些有選擇的商船加稅有顧慮，但對沒有選擇的港口征稅，那就容易多了。李慢侯手里掌握的是一條黃金通道，許多港口是商船無法離開的。比如澎湖以南的一些港口，呂宋城、湄公城、獅子口、卅女城、永恒城、卡拉奇、霍爾姆斯、巴士拉，這些港口城市，如果繞開的話，宋商損失會十分巨大。

如果不在湄公城停靠補給，選擇北方的占婆國，也不是不行，但那里是占城人管理的，跟宋人的商業(yè)文化差異太大，這種轉(zhuǎn)港，可就不是上海轉(zhuǎn)明州，或者海州轉(zhuǎn)通州那么簡單了，需要面對巨大的信息成本，因此即便加一倍也不太可能有商船轉(zhuǎn)換停泊地點。

這些城市里，有許多城市的稅收潛力巨大，比如恒河口的永恒港、印度河口的卡拉奇，霍爾木茲島、巴士拉，為了鼓勵商貿(mào)，之前都采取了很低的賦稅，如今也該讓稅率回歸應有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