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只是一個夢，大明終究還是要被取代，這也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公元1619年，即萬歷四十七年，薩爾滸等處的戰役，結束了大明在遼東的軍事優勢，滿洲新興民族因之抬頭。

而后便成為大明王朝之勁敵了。

薩爾滸這一戰，就其激烈程度，以及決定性的作用來說，應該在中國軍事史上占有顯著的地位，然而關于它的記載卻并不多，而且還充滿各種矛盾。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大明到那時候確實已經腐朽落寞了，而大清則代表著更先進的發展方向，至少在軍事方面。

這一點朱翊镠不承認都不行。

薩爾滸之戰事，經過一系列地致命打擊后，努爾哈赤在一周內不僅摸清了明朝的進攻能力，而且清楚地判斷出大明已經無力鎮守遼東。

三個月后，努爾哈赤兵圍開原，馬林（即馬芳的兒子，馬棟的親兄弟）斃命，七周后努爾哈赤勝利進入鐵嶺。

最后，經略遼東軍務的兵部侍郎楊鎬被逮論死，在1629年被殺；李如柏在從前線撤回的一年半后也被逮了，他因不愿忍受責難與處刑，而選擇了自殺。

遼東敗績對大明的影響遠不止此。

公元1619年，北京一得到遼東受挫戰敗的消息，糧食的價格突然猛漲，因為居民害怕京師被滿族圍了。

軍隊逃亡的人數跟著也大增，有時竟高達數千人，大如團、營，在一夜之間不復存在，影響可想而知。

加征賦稅就更不用說了，這似乎是古代打仗時必須要做的事兒。

后來，三個繼楊鎬擔任遼東經略的官員，其中一個在作戰中被殺，而另外兩個根據皇帝的命令被處死。

其中被處死的一個便是熊廷弼。

熊廷弼不僅自己喪了命，還成為明末黨爭的焦點人物之一。

大明高層官員由爭論熊廷弼是否有罪，發展成為更尖銳的矛盾沖突，官僚對明朝的崩潰無疑負有很大責任。

當時大多數人都打心里認為，1619年之戰大明實際上不可能取勝。

許多奏章一針見血地指出，大明軍隊匆匆召集，缺乏指導，未經訓練，供應不足，裝備落伍，紀律渙散等……

在披露者中，以后來的內閣大學士徐光啟最有辯才。徐光啟指出了明軍許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玩忽職守。

可因為沒有對整個歷史大背景的精準把握，讓他只看到官員玩忽職守，好像是為了回避制度問題，失敗只是因為偶然的因素與個人的錯誤所造成的。

如果只是這樣看，很難解釋為什么會一再重蹈覆轍？為什么裝備不足的問題無法改變？為什么大明將領用兵總是暴露其側翼而聽任滿洲軍隊沖擊？又為什么一再讓小規模的部隊被消滅而主力軍團閑置不用？為什么沒有找到遏制滿洲騎兵的有效方法就貿然進攻……

太多太多的為什么。

顯然，即便辯才優秀如徐光啟，也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又或許，根本很難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

大明軍隊人員與物資供應的程序太僵化了，簡單一句話就是落后，那時已經不及滿洲軍隊那么有活力了。

所以，楊鎬想取勝，恐怕也只能期望努爾哈赤犯錯誤了，比如努爾哈赤分兵迎戰，戰爭的結果或許有所不同。

然而可惜努爾哈赤是軍事天才，不會犯這樣的錯誤，所以楊鎬取勝無望。當然與他指揮的失誤也有關系。

大明在毫無把握的情況下開戰，朱翊镠更愿意看作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朝廷被迫采取行動是害怕引發內地起義和其他邊界地區少數民族的騷亂。

可以說，這也是大明到了末期相當地不自信、完全沒有底氣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