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這件事能辦得如此之快，其實有三個原因。

一是因為張鯨是萬歷皇帝親自提拔的東廠提督，又一向敢想敢干，為了不辜負皇帝對他的信任，朱翊鈞吩咐下去的一切事務他都會盡力去圓滿完成。

二則是因為，萬歷十五年的錦衣衛和東廠的關系還算融洽。

與天啟年間魏忠賢因“移宮案”而排斥駱思恭不同，萬歷十五年的錦衣衛指揮使劉守有在后世史料中一直被認為是張鯨黨羽的一員，甚至因此而屢遭言官彈劾。

錦衣衛和東廠相互勾結，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實際上劉守有對張鯨的順從也是“倒張”運動的附加成果之一。

劉守有原是張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張居正在位時他自然是順風順水，到了張居正死后，劉守有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也跟著被彈劾。

因此劉守有在任錦衣衛指揮使的后期，幾乎一直被張鯨壓制，使得錦衣衛事事只能順著東廠行事。

由于東廠歷來被后世所詬病，所以劉守有的名聲并不太好。

但朱翊鈞目前對此并無不滿。

因為他心里很清楚，劉守有對張鯨的遷就是一種自保行為，屬于生物本能，與后來天啟年間田爾耕依附魏忠賢，使得錦衣衛徹底淪為東廠爪牙完全是兩碼事。

更何況歷史上的劉守有在當上錦衣衛指揮使后并沒有甚么出格舉動。

唯一一樁歷史懸案，就是王世貞曾在文章中影射劉守有在查抄馮保家產的時候，私吞了馮保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圖》，但這個說法并沒有相關史料佐證，最終也沒有得到證實。

至于第三個原因，就是萬歷十五年的山西介休范氏還遠遠未達到范永斗時期的豪商水準。

晉商在邊疆經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初“開中法”政策的實施，山西商人們利用運輸便利、靠近邊防的優勢，通過販鹽販糧，不斷逐步壟斷了北方的軍需貿易，而遼東馬市不過是大明綿長邊境線中的一環。

何況自隆慶開關以來，當時任宣大總督的山西蒲州人王崇古廣招四方商販參與貿易，為山西商人了更為優惠的條件。

去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的內地商民中有一大半是山西人，在遼東進行商屯、開設商鋪的商人之中，也有一多半是山西人，后來的“八大皇商”在萬歷十五年的眾多遼東晉商之中根本不算起眼。

且山西介休縣地處南北通行孔道，因此歷來是出外經商者多，因經營對邊疆貿易致富者多，范氏不過是順應當地民風的其中一家。

這樣的人家在萬歷朝前期的汾州府可以說是一抓一大把，率先去塞上經商的范明完全是隆慶時期的政策產物，在汾州府甚至都排不上甚么名號。

朱翊鈞覺得，倘或有誰在萬歷十五年時告訴范明，說他的兒子和范氏家族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之一，范明肯定以為那人是在胡說八道。

晚明的晉商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他范明不過是這個集團中的最普通的一份子，要真正地算起賬來，這明朝滅亡的原因怎么算都算不到他頭上呀。

朱翊鈞很清楚范明是怎么想的，他也可以肯定，去山西執行任務的張鯨和劉守有也都是這樣想的。

皇帝要真想同晉商算賬，怎么會單單地去抓一個范明呢？

再說皇帝才因為順義王嗣封禮成而蔭了王崇古的一個兒子，怎么會毫無征兆地就突然同晉商翻臉了呢？

朱翊鈞可以想象張鯨和劉守有的滿腹疑惑。

也正是因為有他二人的這種滿腹疑惑，朱翊鈞才能在下達指令的不到一個月后就見到了范明。

萬歷十五年的范明尚且年輕，只見他身穿粗布短衣，頭戴小帽網巾，安靜地跪伏在文華殿的金磚地上。

殿外的日光從文華殿三交六椀菱花槅扇門逆透進來，將他的身形投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