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笑道，

“他們耍他們的，咱們耍咱們的，佛郎機人都在濠鏡自治了呢，還不是一樣要向我大明繳稅？”

李太后道，

“海商不是農民，他們不會待在原地不動的，他們要鬧起脾氣來，直接上船當了‘倭寇’、卷起家產移去了外國也未可知。”

朱翊鈞回道，

“他們要敢再當‘海寇’，那不是正好給了朕口實出兵？至于移民，他們要移就移，不想當大明子民朕也不勉強，人各有志嘛。”

朱翊鈞這話是針對于晚明的歷史背景而言的。

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即使拋開萬歷十五年還沒出生的鄭芝龍，福建海商也絕對是晚明海上商路中可合作的對象之一，而非李太后或朝廷所認為的、需要嚴加防范的勁敵。

在朱翊鈞眼里，萬歷十五年的福建海商不但不可惡，而且簡直是全體投錯了胎。

他們要生在同時代的荷蘭、英國、西班牙、葡萄牙，或是任何一個重視海洋文明的西方國度，早就人均一個公爵頭銜、人手一間海貿公司了。

而晚明的福建海商之所以沒有成大氣候，或者說，沒有像荷蘭、英國、西班牙、葡萄牙那幾個西方國家的海商成為歷史舞臺上的重要人物，最最關鍵的原因就是明廷根本不懂海商的價值。

從嘉靖到萬歷，但凡有一個皇帝懂得海貿有多重要，都不會造成后來歐洲各國開拓海上殖民，而中國只會無限內卷和窩里斗的歷史結局。

晚明的福建海商原本是有潛力成為中國第一批殖民探險家的，他們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前就開拓了去暹羅、占城、琉球、咬留吧、日本和呂宋的航線，甚至有不少福建華商在呂宋、澳門或日本成功定了居。

可是這一大好而不是小好的形勢卻被萬歷皇帝的狹隘和短視給破壞了。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達呂宋之后，對寄居在呂宋國的福建海商曾先后實行過四次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其中尤以發生在萬歷三十一年的“大倉山慘案”為最。

而當西班牙殖民者在呂宋屠殺了兩萬五千個華人之后，萬歷帝不但沒有出兵興師問罪，反而將這些海外華人視為麻煩和累贅，甚至將這些被殺死的華人稱為“不良之徒”，讓西班牙殖民者“勿容愛憐”。

朱翊鈞每每思及此節，就不由為晚明福建海商感到不值和惋惜。

因此朱翊鈞在心里拿定主意，他絕對不要當一個只配統治“李自成們”的封建皇帝。

統治的藝術在于讓聰明人甘愿為國家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而不是讓聰明人刻意把自己變傻而樂于被統治。

朱翊镠插話道，

“移去了外國那就算是背叛我大明了，皇上竟也不生氣？”

朱翊鈞寬和地笑，

“中國人安土重遷，若非走投無路，哪里會背井離鄉呢？”

“可若當真是因為走投無路，那便是朕這天子之過，既是天子之過，又如何能因此苛責小民呢？”

朱翊镠不以為然道，

“有國才有家。”

朱翊鈞道，

“非也，國以民立，無民則國何由成？國民必須愛國，卻不必一定愛朕。”

朱翊镠吐了下舌頭，道，

“臣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道理。”

李太后看了朱翊鈞一會兒，道，

“皇上這是下定決心要用你四弟去管海貿了？”

朱翊鈞微笑道，

“下定決心了。”

李太后嘆了口氣，終究還是心疼自己兒子，

“那總得給你四弟派幾個幫手罷？”

朱翊鈞想了一想，道，

“錦衣衛如何？”

李太后道，

“倘或單派錦衣衛，那最好南、北鎮撫司都得派人，親王金寶又指揮不動人，皇上